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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乡,富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安源路矿工人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大革命时期,“萍乡、安源党务及工农运动,极形发达,素称‘江西之冠’”(1927年6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土地革命时期,有萍乡民众、安源工人参加的秋收起义轰轰烈烈,为武装夺取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实行战略转移以后,萍乡人民与敌周旋,顽强斗争,经常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湘鄂赣省委决定将在苏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游击队、赤卫队改编,宜(春)萍(乡)赤卫队被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由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团团长傅秋涛率领,从萍乡乘火车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六月,党中央从延安派袁学之、易清元到安源恢复党组织。
易清元一到安源就暴露了身份。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改派他回老家醴陵石成金煤矿潜伏,待机再起。
安源素有“小莫斯科”之称,群众基础甚好。就在本年二月初,安源工人还曾为反对矿局无故辞退工人、裁减工资而全体罢工,数千工人和家属包围矿局办公大楼,经过四天的斗争,终于迫使矿局接受了工人的条件。
袁学之到安源时,安源还没有党组织,只有一个工人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会。会员们见了袁学之,人人喜出望外,纷纷打听如何行动。
通过调查,袁学之掌握了这个工会组织的底细。原来,大革命失败后,楚松林、张德胜等人被捕自首了,但他们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国共一合作,他们又活跃起来。他们知道共产党不要自首分子,就找到在红军队伍中失散回家的陈桂林,要他出面办工会,并派张德胜去武汉找共产党。他们先拟好了电报稿,交张德胜带着,嘱咐说不管找到党没有,都要拍个电报回来。张德胜在武汉转了一圈,无法找到党组织,却按原计划打了个电报回去,说他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与党联系上了。家里的人收到电报,立郎挂出了工会的牌子。工人们听说他们找到了共产党,争先恐后报名参加工会。
袁学之去长沙将这一情况向中共湖南省工委作了汇报。省工委负责人郭光洲、帅盂奇、任作民指示他,党组织是严密的,自首过的人不能重新入党。但是统一战线是广泛的,可以组织一个“民族抗日先锋队”。
袁学之回到安源,工会理事长楚松林又来请示如何动作。袁学之说,现在是国共合作,你过去参加过革命,现在我们还可以合作嘛。我现在需要找份工作,你可以帮忙吗?楚松林很快就为他找了个下井挖煤的工作。
有了正式工作作掩护,袁学之立即着手恢复党组织,筹备民族抗日先锋队。经过半年的艰苦工作,发展了近百名党员,建立了九个党支部,成立了党总支委员会,由姜福生任总支书记,李长生、陈桂林、甘伸儒等任总支委员。
党组织恢复后,知识分子也纷纷要求参加党或恢复组织关系。安源党组织又活跃起来了。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共赣西北特委委派特委宣传部长吴继周到萍乡工作。
此时,萍乡除直隶湖南工委的安源党总支外,上栗、桐木、宣风、小洞等地也有隶属万载中心县委的党支部、党小组或个别党员。
根据赣西北特委指示,吴继周着手将萍乡所有各级党组织统一起来,并入宜春中心县委建制之虑。
年底,袁学之奉调离开安源,安源党总支组织关系从湖南省委(1938年7月,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改称中共湖南省委员会)转入中共宜春中心县委。“民族抗日先锋队”在国民党禁止异党活动命令下被迫撤销。
经过几个月的组织整顿,一九三九年四月间,正式成立了中共萍乡县委员会,书记文炳元。安源、宣风设立区委,安源区委书记姜福生,宣风区委书记易义生。全县党员约一百五十人。
武汉失守前后,湘赣一带战局危急,萍乡危在旦夕。萍乡党奉命在当地积极发展组织,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抗日游击战争。
县委认真组织党员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的影响多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上层人物支持或参与抗战多准备武装斗争,迎击日军的进攻。安源区委还在矿警中发展了党员,准备将矿警队转变为抗日游击队。
不久,日本侵略军陷南昌。国民党为阻止敌人西侵,实行焦土政策,破路阻敌。安源至萍乡铁路支线、湘赣公路同时被破坏。安源煤矿被炸毁,矿工全部被遣散。
中共宜春中心县委指示安源区委组织转移,将党员输送到新四军去,少数体弱年老的党员由姜福生领导,转移到株洲白井一带打游击。游击队后来发展到一百多人。
一九三九年夏,日本侵略军暂缓正面进攻,重点对国民党实行诱降,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党的活动处于更加隐蔽更加困难的境地。
但是,素富光荣传统,久经斗争考验的萍乡党组织和广大萍乡人民,在恶劣的环境中,采取多种形式,坚持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抗战胜利。
来源:汉治萍数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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