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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钱庄，由来己久，通都大邑，所在多有。大城市更为发达。抗日战争以前，市场仍旧流通硬币——银圆、铜板，资金划拨，买卖汇票，便成了钱庄的主要业务。
旧社会流通的硬币，使用的银圆版面有：清朝政府铸造的大清版、光绪版；北洋政府铸造的北洋版；民国时期铸造的分大脑壳（袁世凯头像）、小脑壳（蒋介石头像）；还有四川军政府铸造的四川版。四川版银圆在市场上信誉不高，只能作九折使用。外国的银圆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有：日本铸造的有大日本、龙洋两种；澳大利亚铸造的有澳版（图像是三只帆船）；英国铸造的有鸟鹰版(（图像是展翅高飞的鹰），还有一种叫鬼子头，图像是一个手拿拐杖的洋鬼子。铜版分大毫子（又叫双毫子，一个大毫子当制钱二十文），小毫子（又叫单毫子，二个小毫子当一个大毫子）。制钱，是明、清以前市场流通的铜制园形，中间带有方孔的一种硬币。通过方孔，可以用线穿成-串，俗称缗钱。清末、民初以至大革命前，市场流通货币多以银圆、铜板为主，而铜板又多系使用大毫子，以五十个大毫子为一串，六串合银园一元。当时，以铜版兑换银圆，有所谓“贴水”（又叫补水）随行就市，上下略有浮动，但辐度不大，总是在六串上下徘徊。“贴水”标准，由县商会参照外地行情，统一规定，各商号据以执行。
当时，因交通不便，各路杀人抢劫事件，时有发生，携带硬币外出采购极为不便。因此，商场交往，便出现了划拨（又叫挽拨）、汇兑形式，这就是钱庄的主要业务。此外，钱庄还经营存款、信用贷款、抵押贷款等业务。
萍乡资源丰富，交通方便。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唐朝），萍乡四水除草水只能通小舟以外，其他萍水、袁水、栗水都有几吨或十几吨的驳船通往萍乡、芦溪和上栗市。到一九〇二年萍醴铁路通车，一九三四年湘赣公路建成，一九三六年浙赣铁路南（昌）萍（乡）段通车时，萍乡的交通可以说陆路东西畅通，水路四通八达。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繁荣兴旺。许多商人从江西的九江、南昌、樟树和湖南的长沙、湘潭以及上海、汉口等地，将干鱼虾、黄豆、沙糖、药材、“洋布”等南北杂货输入萍乡销售，又将萍乡的土特产，如煤炭、土纸、瓷器、夏布、爆竹、药材等运往广州、上海、武汉、南昌，长沙、湘潭、九江、樟树等地外销。进出物资大批交换，使萍乡的商地发达，生意兴隆。交换物资的货款，为外地商行来萍乡采购煤炭、土纸、瓷器、夏布、爆竹、药材和萍乡商行向外地采购物资所利用，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基础上，采取资金划拨，买卖汇票，解决硬币往返运输带来的不便，促进了商业交往。商业愈发达，钱庄的业务也就愈兴隆。特别是萍乡煤炭、瓷土等资源被开发以后，铁路、公路东西沟通，萍乡的钱庄己达到鼎盛时期，分布各个行业。
钱庄的业务，主要是：
一、资金划拨。由双方当事人，充分了解，互相信任，由受款行号出具借据，或将现金的一部或全部交给拨款钱庄行号，再由拨款钱庄行号按照受款人指定的地点、期限要求，划款金额出具汇票，交受款人执往指定地点、行号，按时领取现金。借贷和少付部分，按率计息。
二、买卖汇票。由双方当事人，按照市场行情和特别约定，受款人先以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汇率，连同要汇出的金额，交给拨款钱庄行号，拨款钱庄行号按照受款人指定地点，汇出的金额，出具汇票给受款人前往兑取。一般规定以票到后三至七天兑付现金。
以上两项业务，常有借贷因素。借贷利息，当时约为月息百分之零点八至百分之一点二。随着商业交往频繁，钱庄的业务逐步增大，利息也就逐步提高，存款利息一般都在百分之一以上。
旧社会的钱庄，有很大的投机性、冒险性。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随着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钱庄几起几落，形成马鞍形。笔者根据一些老人回忆和有关资料记载，清来民初至解放前夕，萍乡的钱庄发展情况，大概分这么三个时期。
一、清末民初至抗日战争爆发时期。这一时期，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期，萍乡的煤炭，瓷业得到开发，各地商号都纷纷涌进萍乡。在萍乡几个大宗行业，如煤炭业、瓷业、夏布业、土纸业、药材业、绸布业、南山业等，都建立了商号，开展了钱庄业务。如义美正、吉泰和、元丰裕、冈吉祥、元昌和、杨美记等。这些商号资金都较雄厚，又比较守信誉，加上当时流通多用硬币，物价又比较稳定。因此，当时钱庄业务，资金划拨，买卖汇票，都非常兴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钱庄业务己达高峰。
二、抗日战争爆发至抗战胜利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华北、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南昌、长沙等地相继沦陷，浙赣铁路、湘赣公路相继被毁，萍乡煤矿被破坏，生产不振，物价波动，通货恶性膨胀，货币急剧贬值。国民党的法币己失去民心，货币流通又为银圆、铜板取代。由于战争动乱萍乡的土特产出不去，南山百货又进不来，生产停顿，商业萧条，钱庄商号既无资金划拨，又无汇兑业务可搞，有些商号纷纷倒闲，钱庄业务处于低潮。
三、抗日战争胜利至解放前夕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八年抗战，本应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医治战争创伤。可是，抗日战争刚一结束，国民党一方面派出大批“劫”收大员，插手各个经济部门，抢夺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发动内战，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物资奇缺，物价暴涨，往往货物上午卖出，下午买不回来；上午卖出成品，下午买不回原料。四大家族及投机倒把者，趁此机会，买卖金银外汇，抢购套购，囤积居奇，大吞大吐，大发横财。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地下钱庄，应运而生。一些贪图高利者，卖出金银首饰，存款吃息；一些从不经营工商业的人，为了保本保值，也赶时髦卷入到这恶浪中来。于是市场钱庄纷纷成立。到解放前夕，萍乡县城经营钱庄业务的有甡甡花纱号，顺和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景华绸布店，源长花纱布号等二十余家。这些钱庄都标榜经营花纱布之类，或以股份有限公司的面罩出现，目的是竞相吸收游资，笼络关系。他们为了保存自己，搞跨别人，在本地派出“跑街”，向外地派出“座庄”，打听行情，传递信息。钱庄吸收游资存款利息，起初是按五个子、六个子（即月息百分之五、百分之六），通过互相竞争，逐步提高到十二个子、十三个子（即月息百分之一十二、百分之一十三），放款利息高达二十个子（即月息百分之二一十）以上。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明令收回法币，改发金圆卷，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存款户明得高利，到期领还本息，只能买回原物几分之一。那些挂着花纱布号、企业公司招牌的“地下钱庄”，开展业务只存不放，现金到手，就猎取物资，囤积居奇，放出的贷款，利息由原来一月一结，缩到半月一结，最后缩短到七日一结，七天之后，利上起息。还有一种叫“剁老息”，向钱庄借款百元，月息言定百分之二十，即先扣除二十元，只交本金八十元，到期还本一百元。物价飞涨与存放利率大幅度提高，互相推进，互相影响，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钱庄逐步失去人们的信任，不少钱庄一哄而起，不欢而散，到萍乡解放，萍乡的钱庄随着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而消声匿迹了。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七月，萍乡县城的钱庄有：
1、甡甡花纱号，开设在孔子庙上首，后迁正街。王又之（当时担任萍乡全县商会联合会理事长、县（城）商会常务理事）任董事长，经理杨中垣（当时担任萍乡县（城）商会常务理事，商事公断处处长)，襄理叶智才，驻外座庄杨润玉。经营棉纱、颜料、煤油、存放款、汇兑业务。该号由于资本雄厚，联系面广，负责人又是当时商界头面人物，可谓一呼百应，执萍乡钱庄业之牛耳。
2、顺和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开设义井坊上首。经理刘松龄。最先开办了碾米厂于北正街。经营棉纱、套鞋、颜料、食盐及存放款汇兑业务。
3、景华绸布店，开设在正街原九和斜对面，经理刘依仁，主营绸布，兼营存放款及汇兑业务。
4、源长花纱布号，在正大街，董事长肖家祝（当时担任萍乡县（城）商会理事长，盐定公会理事长），经理彭惠才（时任商会常务理事、染业公会理事长），经营棉纱、土布、颜料、存放款及汇兑业务。
5、四明花纱号，在南正街，董事长王又之，经理颜承源、经营时间短暂，业务不及其他各户。
6、正大布店，在原九和对面，股东多系泰和人，如王良珩、傅松亭等。主营布匹，兼营钱庄业务。
7、华实布店，在正街，经理陈典春，主营绸布，兼营钱庄业务。
8、安安布店，在正街，从业人员多系吉安人。
9、远大花纱号，在正街，经理刘建勋，资金不足，靠吸收存款经营。
10、致和花纱号，在正街，股东多煤业界人，利用煤庄存款做生意。
11、裕家纱布号，在正街，经理曾坤文，股东多吉安籍人。
12、新美布店：在正街，经理彭季美。
13、永大纱布号，在义井坊附设染坊，经理刘升文。
14、永孚花纱号，在大巷子口，由杨家贵等组成，资金短缺，不久关闭。
15、兄弟花纱号，在正街，是几位年青商界人士组成，也不久关闭。
16、平平商店，在北正街，系工商界少数青年组成，因缺乏资金，不善经营，不久亏本解散。
17、益源花纱号，在朝阳巷，资金不足，不久关闭。
18、经实花纱号，在正街，合股不久，自行解体。
还有以氏族集资的钱庄，如：
19、亲爱纱布号（人称王氏钱庄）在正街，经理王佑良。
20、同源纱布号（人称刘氏钱庄）在北正街，董事长刘萌凡（曾任莲花县伪县长，萍乡北路人）；经理刘荫吾（曾任湘东商会理事长，本人经营煤庄）。
21、和丰花纱号（也是刘氏钱庄）在南正街，资金不足，不久解散。
22、实兴花纱号（陈氏钱庄）在正街，经理陈德彰，不久关闭。
23、联和花纱号（张氏钱庄）在河口下，经理张星槎，不久关闭。
24、新萍花纱号（李氏钱庄）在衙前风凰街，经理李道生，也不久关闭。
来源：汉治萍数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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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29 14:5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