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日报】历届《萍乡县志》编修述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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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主讲人：
　　凌焰，男，湘东区麻山镇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现任萍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安源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萍乡历史文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省社科项目2项，多次在市委党校、萍乡博物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市图书馆等机构举办萍乡历史文化方面的讲座。

▲尚崇年《萍乡县志序》
      在明代最后一部《萍乡县志》编修工作结束以后，大明王朝仅仅延续了数十年，被清王朝所取代。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但由于当时明朝还有部分势力的存在，所以明清易代的过程延续了一段时间，而在地方社会，明清易代由于武装割据以及风俗制度等原因的拉锯持续时间更长，在这段时间里地方社会是相对动荡不安的。
      就萍乡本地地方志的编修而言，在明清易代这段时间里，萍乡也有过地方志的编纂，康熙四年（1665年）知县台瞻斗就曾经组织过纂修《萍乡县志》，但由于当时萍乡社会动乱等种种原因，使其并没有被保存下来，相关内容早已流失，只能从康熙九年（1670年）修撰的《袁州府志》中略知其事。

▲康熙二十二年《萍乡县志》
      虽然明代萍乡有四次县志修撰，但可惜这四部志书皆已失佚，除后来修纂的志书上保存了这四部县志中相关旧序，其余内容也早已无从考稽。萍乡现存最早的地方志是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纂修《萍乡县志》，这也是清代第一部《萍乡县志》，北京、上海、南京、浙江等地图书馆皆有收藏。这部《萍乡县志》是由萍乡知县尚崇年主修，教谕熊大彬、训导李得魁为同修，典史余震等为协修，邑人谭诠、李六谦等人编次，全书共有八卷。值得一提的是，此志的总裁之首是时任江南江西总督，获得“清官第一，天下第一廉吏”美誉的清代名臣于成龙。
      时任萍乡知县尚崇年上任的时间是在萍乡经历明末清初多年战乱之后，当时平定“三藩之乱”不久，据《萍乡县志·刘瑞贞传》记载：“康熙二十四年，萍乡令尚崇年以年少勋胄，锐气任事。”同时刘洪辟修纂的民国版萍乡县志《昭萍志略》也记载：“尚崇年，辽东荫生，康熙间知萍乡。蠲科派抚流亡，建常平仓以备积储，除供亿之需，以惠商贾。萍故有志，经八十余年未修，搜罗遗佚，纂辑成书。尝至杨岐山，见隋炀帝坛，命毁之。勋胄英年，遇事明断。后除知全州，民思之如慈母。”
      尚崇年上任时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年少得志，“辽东荫生”“年少勋胄”“勋胄英年”之载证明其极可能为公子王孙，出身贵族之家，其面对当时萍乡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局面，能明断决策，安抚流民，修常平仓，造福一方百姓，尚氏也可谓是能吏干臣，不同于一般的纨绔子弟。同时观其毁杨岐隋炀帝坛，锐气任事，康熙年间以来的《萍乡县志》还收录了其在萍期间咏楚王庙、萍实桥等绝佳楚萍古迹的相关诗作，也可看出其颇有个性才名。
      尚氏版的《萍乡县志》是在之前诸本的基础之上采集修纂，本着“贵在宜率，非以侈靡”的修志传统，以达到“参考釐正，务求美善”的目的，相较与之前的明朝诸志，此志的体量扩充到了八卷，整体条目有所增加，同时对前志中不符合社会变迁需要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删减，具体体例如下：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萍乡县志》总目录

      对于此次县志修撰的原因，我们在尚崇年本人为这部县志作的志序中可以窥见端倪，在其所作的《萍乡县志序》中写道：“数十年来，兵灾洊经，户口之凋零，赋役之困瘁，人文之轶佚，与夫教化风俗之陵夷，有不可胜言者矣。”可见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几十年间，萍城一直处于动乱之中，使得户口赋役、人文教化都交相凋敝，在序中其亦自言道：“年自今春奉简莅萍，无事不以兴除为念。”尚崇年此次修志，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帮助战乱后萍乡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发挥地方志对于吏治民生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之后不久，由于国家社会的逐渐稳定，清廷便下令编撰工程浩大的《大清一统志》，需要收集各府、州、县的相关资料，尚崇年在此时此刻主修《萍乡县志》或多或少都带有一定政治任务的意味。
      与此同时，他还在序中简略记载了其与地方士绅修编县志的过程：“因与学博暨诸绅士殚心竭虑，搜罗旧闻，得残篇于灰烬之余，删繁举要，饬故益新，勒成一邑之书。”由于距前朝最后一次修志已经近百年了，在这期间萍乡又多遭战火，不少资料多毁于兵灾，已经难以搜集，而且战乱初定后，恐怕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资料搜查和专门的考证雕琢，所以尚崇年与萍邑当地士绅的力量十分有限，“殚心竭虑”应所言非虚。
      由于修志可用资源的不足，以及政治任务的要求，这部清代萍乡的首部方志成书时间较快，大多是“于前志遗者补之，讹者正之，不当者易之，繁冗者约之”，不得不说，全书总体是相对简略的，但它弥补了近百年来未曾有完整方志又饱受战乱之苦的萍乡地方史料的不足，对当时的萍乡地方社会起到了“绎教化、替风俗”的作用，为后世的修志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于吏于民都大有益处。作为萍乡保存最早的方志，其对于萍乡历史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里面许多内容都是研究明清萍乡地方社会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来源：萍乡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