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萍乡县志》(武大图书馆藏)
同治《萍乡县志》之《萍乡孔庙平面图》
道光《萍乡县志》 吴文伟、凌焰 康乾盛世之后，清朝似落日余晖一般走向衰落，清王朝政局逐渐颓败，在胥绳武“盛世修志”之后，萍乡的修志工作作为维系政府与萍乡地方社会联系的政治纽带仍在继续。有清一代，萍乡在乾隆志之后，还相继修撰了嘉庆志、道光志、咸丰志、同治志，并无间断，仍有效地贯彻了清王朝的修志政策与传统，也为研究近代萍乡的演变与发展留下一批珍贵的地方史料。 专栏主讲人： 主讲人简介：凌焰，男，湘东区麻山镇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现任萍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安源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萍乡历史文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省社科项目2项，多次在市委党校、萍乡博物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市图书馆等机构举办萍乡历史文化方面的讲座。 嘉庆十二年(1807年)，江西修水人张彭龄出任萍乡知县，次年(1808年)春，邑人请重修县志，清朝第四次编修《萍乡县志》便在那时拉开序幕。这次纂修与上次修志相距了20余年，在胥绳武组织修撰乾隆志之后，“踵至者于盘错纷挐，数数然未遑”，在这20余年的时间里，胥绳武的继任者们似乎没有时间来组织相关的修志工作，但时间的变迁必然带来地方情况的变化，相关资料也需要更新和增加，这个时候续修县志来响应社会的需求、满足“邑人之请”便显得十分有必要。 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因邑人以“诸孝廉明岁当北上”为由再次请求修志，于是张彭龄设局延请正被借寇(地方上挽留官吏)都昌的周耿堂回乡修辑县志，历时3年余，志书乃成，成书之时有初稿和续稿，初稿按部就班，续稿较为详备，全书共计有二十卷，分为卷一天文，卷二地理，卷三建置，卷四山川，卷五祀典，卷六学校，卷七武备，卷八赋役，卷九风俗、物产、祥异，卷十秩官，卷十一选举，卷十二人物，卷十三耆寿，卷十四列女，卷十五侨寓、方技、古迹，卷十六释道，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皆为艺文，卷二十杂志，为历届《萍乡县志》卷数之最。需要注意的是，这部县志和上部县志(乾隆志)的修撰一样，都不是在时任萍乡知县任上完成全部工作的，当时张彭龄已经调任，在张彭龄的继任者徐麗生到任后只是“新志告成，缮本上诸大府”，故在此书付梓时，张彭龄已经是“前署萍乡县事”。 张彭龄在萍任职时间不长，却为修《萍乡县志》做了极大的努力，修书之时从未懈怠。其为志书作序自云：“然当草创时，发凡起例，虚中延访，余未尝掉以轻心，冀得一当，以无负邑人士之请。”张彭龄认为“邑人士尚鉴余诚，而谅余以所弗逮，则幸矣”。可以说，张彭龄把他在任的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修志工作，续修《萍乡县志》也成为他在萍的最大功绩，为此萍乡士人称赞他是“固有署一二年而宦业炳然者”。
道光三年(1823年)，清代萍乡第四部县志成书，是为道光版《萍乡县志》，这部县志由时任萍乡知县黄濬主修。黄濬为浙江台州(今浙江温岭)人，是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当年即出任萍乡知县，历任江西萍乡、雩都、临川、东乡、彭泽等地知县，署南安府同知。参与这次编修的还有举人欧阳楷、罗炳曙、黄启宗、文晟等人。此志有卷一舆地，卷二山水，卷三建置，卷四赋役，卷五学校，卷六武备、兵事，卷七祀典，卷八风俗、祥异、物产，卷九秩官，卷十选举，卷十一人物、耆寿，卷十二列女，卷十三寓贤、古迹，卷十四释道，卷十五艺文，卷十六艺文、杂记十六卷。袁州知府郑心一和黄濬分别为之作序。其中郑一心在序中写道：“余莅袁州之年即奉檄修省志，袁属各请先为编辑。”这说明初入官场黄濬组织的这次修志是在“修省志”的政治大背景下进行的。 道光版《萍乡县志》告成后曾呈给郑心一阅览，郑心一读后评其为“简净精密，体例详明”，表明这位时任袁州最高长官给予了这部志书不低的评价。然而在得到上级肯定的背后，自然少不了主修者的努力，在郑心一序中记载道：“盖经台州黄君所笔削费数月商量而成者也。”同时在黄濬所作的序中也提到其在修志时是“钩之、括之、爬之、剔之、芟夷而蕴崇之”，黄濬之于修此次志不可谓不勤。更值得一提的是，被乾隆帝誉为“江西大器”的萍乡籍探花刘凤诰也以邑人和黄濬老师的身份参与了此次编修，对志稿进行了审阅修正，使得整书史料、文辞更加精简考究，体例也愈加完备。 咸丰志为时任袁州知府陈乔枞于咸丰十年(1860年)修撰成书，他认为历史上袁州苦于重赋，至清顺治十年才得以好转，“是志书之为功于袁民”。此志由陈乔枞本人作序，共十一卷，分别为卷一舆地，卷二山水，卷三赋役，卷四建置，卷五学校，卷六武备，卷七祀典，卷八物产，卷九寺观，卷十祥异，卷十一古迹。然陈为一州知府，不太可能专门调动袁州资源亲自主修辖区内一县的方志，故此书虽名为陈乔枞所作，实从咸丰版的《袁州府志》抄录，内容与当时《袁州府志》萍乡部分别无二致。 同治版《萍乡县志》是清朝最后一部萍乡地方志，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修纂而成，时任江西巡抚的晚清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刘坤一是这部县志的总主纂，刘坤一当时下令“续修江西通志，檄所属郡邑具稿以上，即以所具稿各为新志”，所以应是当时江西修志工作的主要领导者，江西各地方的修志都是在刘坤一名下进行的。 而实际上这部县志是由萍乡知县锡荣、王明璠主修，其中锡荣是以前任萍乡知县的身份署名书中。锡荣为满洲正白旗人，咸丰九年(1859年)曾任萍乡知县，第二次任萍乡知县是十年后的同治八年(1869年)，锡荣在此时开始组织修纂《萍乡县志》。但由于在任时间短，县志修辑未竟，他的继任者王明璠在其离任之后接下了这项工作，并为这部县志作了序。 当时处于清朝末年，国门洞开，天下大乱，在修此志时，新任萍乡知县王明璠所处的环境比较恶劣，修志的条件也是相对苛刻的。他在序中写道：“下车甫帀月，遂有楚南会匪之警，匪起湘醴，间距萍仅数十里，侦报踵至，日夕数惊。”字里行间可见匪患之严重，修志之艰难。在“城郭不完，卒徒不具，糗粮对峙，戎器不修”的情况下，王明璠自是以武备为重而暂缓修志，而战乱平定之后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地方政府也无法有力地组织修志工作，故此次修志能完成已实属不易，其体例内容自然都相对有限。 同治志共有十卷，分别为卷一地理志，卷二建置志，卷三食货志，卷四学校志，卷五武备志，卷六艺文志，卷七沿革表，卷八职官表，卷九选举表，卷十列传。受当时的环境影响，此志侧重于忠贞节烈，有关烈女、忠义之事的记载大增，在反映社会状况的同时，也意在号召民众学习“同仇敌忾”“忠贞死节”的精神，以达到“乱而复治”的目的。 来源：萍乡日报 | 
发表于 2019-8-19 09: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