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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正是全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涨的时候。萍乡的安源，除存在有名的安源路矿（包括株萍铁跻）工人俱乐部外，还有个萍乡煤矿职员组织的同仁俱乐部，并曾对 资本家进行过一次罢工斗争，对汉冶萍公司内部及长沙、萍乡一带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长沙《大公报》曾以《萍矿大风潮之经过》，连篇报导。
萍乡煤矿，当时有一万二千余工人，大小职员四百余人。 这些下级职员，雇佣得不到保障，派别间的斗争他们往往是牺牲品，而且收入甚低（一般监工、段长毎月薪饷十二元至二十元，不及矿长、处长及各段总监工薪饷的二十分之一，毎月的奖励金又被以上大职员窃去）。因此，他们声怨公平不直，由一些颇有声望的小职员发起，效仿工人倶乐部，一九二三年间相率成立“萍矿同仁俱乐部”，并规定其宗旨为保护下级职员的利益。但是职员过去对工人任性而行,正如刘少奇、朱少连同志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中所指出的那样：“其中重重是黑幕，实有非吾人所忍言者！矿局职员，自矿长以至各下级职员及工头管班等,无不可以殴打工人,工人对于彼等之无理命令， 亦莫敢稍有违抗……人生而受此，诚奴隶牛马之不如矣！ ”工人罢工后，因与矿局签订有条件，职员对工人的任性行为虽有所收敛，有的确属改邪归正。可是，仍给工人不好的印象。工人甚至因宿怨想借图报复。同仁俱乐部成立后，工人俱乐部未曾公开予以支持。这年十月间，矿局医院院长殴打助手的事件发生后，几乎酿成职员罢工风潮。因当时正是“二七”惨案后的日子，全国工人运动仍处于低潮。为使不致弄成“铳打出头鸟” 的局面，工人俱乐部领导旋经与地方绅士从中调停，末弄成事实。矿局资本家把工人俱乐部当成眼中钉，自然对同仁俱乐部的小职员，不看在眼里。
同仁俱乐部为履行自己的宗旨，一九二四年九月七日，发起一场职员罢工。原来，资本家在军阀混战中，暂时得不到湘赣两省军阀的武力来摧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早在五月十六日汉冶萍公同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派大冶铁厂副厂长黄锡赓来萍乡煤矿担任矿长。与地方官厅和军阀密谋，议定内外接应之法，派人潜入工人俱乐部内游说，妄图从工人内部瓦解加以武力配合，以收一举之功。但眼见六个月的期限快到,仍一无所得。八月间，黄锡赓急忙离矿赴上海公司告苦衷。矿事由稽核处处长马戴飏代理矿长职权。争风吃醋，在旧社会的上层是常事。何况马戴飏对矿长的宝座早已垂涎三尺。只恨在摧垮工人俱乐部的问题上捞不到资本，又无机会在矿事上显示他的作为。一天,他见矿局拍卖的烂柴内有可作矿井下用的好材料，怀疑木围里的职员弄弊端。于是便函告矿警局派矿警拘拿管木围的职员郑金缓。郑因病请假已有三个月，忽然见祸从天降,巡警拘拿他，大受惊骇,于是重病复发，日趋危险。医院对他的病情, 也下有“大受惊骇,无诊”的诊断。果然,于九月一日后，郑金缓死去。这样，职员们认为马戴飏对郑金缓的事未经查实，即函告矿警局拘拿，视以同事等于盗匪，侮辱人格大甚，对此表示不满。职员在郑金缓死后,“次日即在同仁俱乐部召开大会，报告马处长逼死同事郑金缓情形毕，当时表决三点：一、关于逼死人命案由郑金缓家族及其同乡（浙江人）向法院起诉； 二、木围拍卖烂柴有无情弊，请当局查明严办；三、关于马处长逼死事不相关之同事,侮辱同事人格，全体同仁为自卫计，应请矿局撤退马处长。如若马处长不能撤退，全体同仁即实行辞职——罢工。会后即以上面三点函告矿局及各机关，并由郑金缓家室至马处长家号泣要马赔命。”（见长沙《大公报》九月十六日报导)在安源一时轩波大作，闹得萍乡煤矿当局不可开交。
九月七日，萍乡煤矿职员即实行同盟罢工。早上，矿局各职员除各处长外，均不到办公室办公。下属各工作处监工、段 长等职员亦未进班。因此，全矿的公务和工程弄成僵局。“在罢工第一天秩序尚好,工人工作亦勤，是日出产且超过四百余吨。第二日职员仍旧坚持，但工人方面因无职员经发木材及窿内灯油，以致窿内工人七千余人不能进班，酿成自然罢工，是日出产仅数十吨而已。同时窿工餐宿处伙食亦系职员经营，以致工人没有饭吃。“（见《大公报》同上报导)职员实现罢工后，工人俱乐部所采取的态度，安源团地委在事后十月三日的报告可佐证：“在表面上持中立态度，各工友照常进班，做自己本份内的工作。如无材料，即可不做，即职员做的事，我们—律不动身代做；暗中却想帮助同仁俱乐部，驱逐马处长（反对工部最 激烈之一人〕，籍以联络小职员。”工人俱乐部又函告萍乡镇守使署、县署及矿务当局，声明对职员罢工，工人严守中立，各种工程上的危险，工人及工人俱乐部概不负责。这实际上是工人俱乐部支持职员罢工，给矿局和马戴飏施加压力。萍乡县署亦怕牵动万余工人一起罢工,影响萍乡和安源的秩序,事关重大。于是,也致函萍乡煤矿当局，令其从速解决职员罢工风潮，同时派镇守使署一个姓管的参谋长来安源调停。至此，矿局当局异常恐慌，但因矿长赴沪，马的态度又极坚决,无法解决。《大公报》报导同时证实：“八日晚，乃由副矿长舒修泰及总矿师金湘生致函马处长，劝其即走。”可是,该函签字方妥尚未送出，忽有电机修理等处职员至总局声明本人系被胁罢工，并愿如得保障，明早本人即可进班。又云此次罢工，同事被胁者甚多，本人并可联络一致明早上工。当局见其内部瓦解，停止警告马处长信未发。次日即发出布告谓各职员愿意到工者一律即刻到工，否则即行革退。又矿警局同时布告，谓如有人胁迫同事罢工者，为维持秩序计，即行拘拿不贷。此种布告发出后，职员逐渐到工者百余人。同仁俱乐部无法干涉。十日仍有一部份职员继续罢工。矿局复出布告革除同仁俱乐部首领肖鹏、李寿升, 并饬警局封闭该部,于部内驻巡警一排,禁止穿长衣的人出入，至十一日工作完全恢复，除三、四名有志职员自动辞职外，其余皆垂头丧气很规矩的到工了。”萍乡煤矿职员有史以来的四天罢工宣告失败，同仁俱乐部同时亦遭封闭，结束了自己的使命。这次同仁俱乐部如不发生内讧，罢工再坚持一两日可望取得胜利，但由于职员本身存在两面性等不可克服的弱点，罢工斗争缺乏群众基础，加上电机师易鼎新和李保华运用资本主义国家中工贼惯用的手法破坏罢工。小职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罢工失败在所难免。当然，最重要的是由于职员没有也不可能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因此压力一来便无能为力。
职员罢工失败后，资本家自诩其压迫得计，但又因怕在公司内部引起反响，迫不及待地将斗争余焰扑灭。据《大公报》九月二十二日载文《萍矿风潮结束后之两事》中又报导，事隔一星期后，“不料本月十七日矿长黄锡赓在沪得萍矿当局电促回局后,次日即下一号信,革除同仁俱乐部一大批”。他们是“饶清国，平巷一段副管；周炳文，平巷甲段监工；陈瑞鑫，平巷甲段段长；周伯涛，平巷五段监工；邦春台，窿工餐宿处房长；杨镜之，洗煤台监工；兰佩章，直井一段监工；周邦瑞，直井七段监工；陈楚吾，直井五段监工；李庆珍，直井总监管室文牍；王治芝，一道监工；陈锦涛,平巷房。以上共革除大小职员十二名。”以“聚众罢工”的罪名被开除的职员，限令三日内即行离开安源。他们被开除后，虽异常愤激，但也无法反抗。九月二十一日早晨,同仁俱乐部副主任饶清国离开安源时，数 十名朋友均含泪放爆竹送他至火车站。饶清国也在安源火车站 向其朋友发表了激昂的演说，表示他本人以后进行的方针，此次离开萍乡煤矿后即刻赴广东投军，将来必有报复之日等等。
职员罢工也深刻地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通过这次罢工斗争的锻炼,造就一些人材。有的从此走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周炳文便是其中的一个。被开除矿山后，他回到湖南长沙杨挢的家乡。不久,他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在教书的同时，开始从事铜官窑的工人运动，后转做农民运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负责秘密交通工作。一九三一年春他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他作了一副慷慨激昂的自挽联:“猛血见阎王斯成雄鬼，世人皆曰杀才是男儿。”当年三月二十一日，他在长沙壮烈牺牲。刑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职员同仁俱乐部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堪为萍乡煤矿职员觉悟起来，反抗反动统治者的起点。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北伐军进在安源后的日子里，汉冶萍公司拒绝对萍乡煤矿的经济接济，矿山久不开工，高级职员大都离开安源，工人生活苦到极点。在国民革命进程中,由萍乡煤矿小职员组成的同人协会，紧密配合萍乡煤矿总工会（即前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与矿局新订协约，取得了一切经济出纳、帐目支出、卖煤订约、工程计划、用人行政等，均由工会与同仁协会共同监督办理的权利。在中共安源地委的领导下,由市党部出面监督，参与矿山管理。为改善职工生活，解除武汉国民政府与粤汉铁路的财政困难和煤荒，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来源：汉冶萍数字博物馆 | 
发表于 2019-4-30 10: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