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药魁傅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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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傅成记”是萍乡一家鼎鼎有名的中药店。经营药材批发，在汉口、湘潭、樟树等地设有“行庄”。在萍乡城开设两个“傅成记”药店，在莲花县设有一个分店，业务之大，算萍乡首屈一指。经理傅汝堂成为萍乡的药魁，执同行业之牛耳。




　　傅汝堂，樟树山前街人，生于一九〇一年，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由于家境贫寒，请人介绍来到萍乡“仁和”药店学徒。三年出师，店主见他笃厚老实，是把做生意的能手，乃留店任“中柜”执掌批发业务。随着他的薪俸逐年增加，自已有了一定的积累，于是辞主出店自谋发展。起初自有资本甚微，只能转手贩卖小批药材，由于他原在仁和药店多年，早已与汉口、湘潭、樟树等地大药店搞熟了关系，凭借人面熟悉，恪守信誉，逐步作到可以在各大药店拿“比期货”。从此进货有后盾，资本有人撑腰，遂于一九三〇年带领自家三个兄弟，在衙正街正式开设“傅成记”药店。由于经营有方，会拉生意，业务越做越兴旺，很快就发展成为萍乡首屈一指的大药店，拥有资产约三十万银圆，各处共有店员工人五十一人，年批发业务近百万银圆，二个门市零售业务亦有十万银圆，在赣西一带颇有名气，在外省信誉卓著。后来有人笑话说，他是端了仁和药店的“筛子”。事有凑巧，仁和药店也确因后继乏人，经营不善，业务也就逐年衰落了。傅汝堂是在三十年代中药行业中崛起的人物，为什么后来追上呢？除了他个人的艰苦奋斗和经营本领外，还有一个社会历史条件。在三十年代初，正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些较大的老药店经营比较消极，而他虽然初出茅庐，却也雄心勃勃，很少顾虑，故能把握时机，大胆经营，连莲花、永新等苏区的生意也敢于开展。以后抗战爆发，一些原来比较殷实的药店，有的为避国难收缩业务，有的后继无人，逐年衰落，都给傅汝堂提供了发展业务的有利条件。

　　傅汝堂也有过一段风险。在土地革命时期，萍乡“春和生”药店店主程海存，是个中共地下党员，与莲花、永新等苏区建立了秘密联系，为粉碎白军经济封锁，供应军事需要，利用本人所开药店设立“湘赣”边区采运站，输送药材及硫磺、洋硝、雄黄等军火物资。当时药材需要量大，单靠本店一家供应不来，需要多方面做好工作，其中特别需要傅成记，在货源上给予支持。傅汝堂不怕担风险，源源不断地供应各种需要药材，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斗争。反动派查觉后，程海存与傅汝堂二人均被捕入狱，傅汝堂被勒索三千元现洋，才保释出狱，程海存同志则被反革命杀害，现追认为烈士。
　　傅汝堂确实算得一个经商能手，精于计算，会写会算，能两手打算盘，擅长交际，个性内向，深谋远虑，城府较深，办事果断有气魄，对发展企业经营有一套独特的管理办法。
　　（一）重信誉，讲交情。他常对店内的同仁说，“信誉”二字是一个商号生存之本，发展之道，要做出一块招牌来，第一就要做到守信用。他特意在汉口、湘潭、樟树等地购置房产，设立“行庄”，以扩大影响，稳定信誉。但更主要的是做到严守信用，以博得外地各大药店的信赖与支持。他对比期贷款从不拖延时间，甚至提前付款。即使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宁肯出高息向钱店借款或贴血本卖货，保证比期付款。因此，傅成记这块招牌越做越红，外地各大药店都放胆把大批中药材赊给傅汝堂，他就是这样靠赊比期货，利用对方的资本扩大生意起家的。
（二）广布网络，掌握信息；就地采购，增强竞争能力。除在汉口、湘潭、樟树等地设立“行庄”外，还在四川、陕西、河南、浙江、甘肃等药材产地，布下网络，托人带庄，设置耳目，沟通信息，就地采购。据他的店员回忆，傅汝堂几乎每天都要亲自写信给各地“行庄”、“带庄”，每天都有上十件来往电信报导行情。他一边吸烟，一边运神，分析情报，作出决策。比如抗战时期，了解到上海沦陷，沪杭线战局吃紧，浙江省各地大量抛售土货，他及时作出决策，派出得力人员，携款前往杭州、金华、温州等地大批采购白芍、玄胡、浙贝等浙货。运回萍乡储存，不久浙赣沿线各地相继沦陷，浙货来源中断，药材涨价，盈利很丰，傅成记这一回就冲上去了。至今同行有的还说，傅汝堂这趟生意，好比“蒸馒头”，一下就发起来了。又在湘鄂战局紧张之际，他把原设在汉口的行庄撤回搬到樟树，那时汉口、沙市等一带大药店都把大批药材疏散到樟树贱价销售。他又及时地组织收购，从樟树到萍乡，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土车子给傅成记运输中药材。长沙沦陷后，四川、甘肃、陕西等地所产的参、术、芩、草、归、芎、芍、地八大类主要药材来路截断，湘赣一带只有萍乡傅成记一家有存货。因此，宜春、醴陵等地的批发药商，都纷纷来萍乡配货，由于药价飞涨，他又赚了不少钱。随着批发门路越来越广，不仅赢得了同行们的钦佩，也引起了一些人的眼红。眼红他赚得多，赚得快，说他是“豹子胆，有气魄，吃的信息饭，发的国难财”。由于傅成记的药材购自产地，进价便宜，品种齐全，加以认真挑选，等级分明，质量可靠，批价又比别家低，但获利却比别家厚。傅汝堂还在招揽主顾上从多方面下功夫，经常派出人员到邻县和四乡药铺兜销药品，送货上门，印发行情单，广泛联络。他对来店批购主顾，总是热情招待膳宿；对挑货脚夫还要额外送给红包。由于往来关系拉得好，几乎垄断了萍乡的东南两面上高、万载、安福、莲花、永新等邻县的批发业务，鳌头独占。

　　（三）膏丹丸散，遵古泡制，博成记几个门市部均经营膏丹丸散等饮片及药酒等。傅汝堂对门市上的药品，尽量挑选优质品种，做到无另碎，无次货，无霉烂，并将截出的头尾加工各种丸散，或浸泡药酒，既没有降低丸散药酒的功效，又提高了饮片的质量，药品炒、煎、熬、炼，遵古泡制。每年熬制虎、鹿、驴胶绝不掺杂，保持店誉。有时还在门市养活虎活驴，当众宰杀，以广招徕。因此，傅成记的饮片和膏丹丸散、药酒等名声外播。许多医生都认为他的药品疗效显著，处方时交代病家要去傅成记购药。故门市业务非常兴隆，柜上十几个店员都应接不瑕。
　　（四）知人善用。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傅汝堂对此很有体会，虽然自己善于经营，但没有好帮手不行。因此，他特别注意选用人才，拢络人才，量才录用。既不草率选用一个人，也不轻易解雇一个人。他对使用的人员表面宽和，实际要求很严格，平对沉默寡言，对人却细心观察，不是大事，不到火候不开腔。因此店中同仁对他又畏惧又心服，都能兢兢业业为他效劳。他雇请李长文先生进店担任管事，酬以高薪，充分信任，敢于放手，对方也因此敢于负责，帮助很大。他的四弟傅子戬长驻汉口“行庄”，负责采购，都成为他的左右手，为傅成记业务发展起了不小作用。按照樟树帮的规矩，每年正月初二日，谈“生意”，决定职工的去留。店中员工都在这一天忧心忡忡，怕解雇辞“生意”，小心翼翼地不敢出店门，等候傅汝堂的呼请谈话。他对表现诚实，勤奋工作的员工，在谈话时，好言勉慰，并根据不同情况增加薪俸(那时讲月米)，以示奖励。轮到最后少数人，则写张“另请高就”的条子要徒弟转递，一句话就是解雇。但傅汝堂开店三十余年，大多数都是留任多年的老店员，主宾关系相处较好。有些员工即使有别家出高薪挖墙脚，也不愿意离开傅成记。傅汝堂还很讲乡情，对本行失业同乡来萍找工作的，均招待膳宿，如未就业，还赠送回家路费，因此傅汝堂也获得桑梓的好评。

　　（五）店规严格，赏罚分明。在企业管理与职工福利方面，他有一套比较完善和严明的制度。制定了员工“六不准”：不准宿娼，不准赌博，不准偷盗，不准误工(迟到早退)，不准挪用公款，不准不服从指挥。店规一视同仁，即使管事先生也不例外，每天要赶来店中吃早饭，不得误点，用严格的店规约束员工忠于职守，并养成良好品德，杜绝不良嗜好。对学徒要求更严，指定师傅监督管教，三年出师时，要经考核，按业务能力给予不同薪俸，促使学徒积极钻研业务，求得长进。
　　为了让员工积极给他效劳，店员的伙食、吸烟、理发等费用都由店中开支。据老店员们说，傅汝堂常说“三分赚钱，七分赚吃”。所以，博成记的伙食特别好。上至帐房下至作坊，一律平等待遇，每月两次牙祭，逢年过节，摆酒席相待，过春节时，从初二日“起牙”，吃二十个盘子起，每后一日减一个盘子，减到十五元宵日为止。员工有探亲假，亲属子女婚丧假，工资照发，年终按店中盈利情况，根据每个人的工作表现，分别批给“红利”。实行这些待遇，对鼓励员工为他卖力起了一定的作用。
　　傅汝堂不但对员工的管理是严格的，赏罚是分明的，即使对自己的子侄也是一样。他的三弟死后，侄儿傅鹏生刚从中学毕业，即进店当从业员。这年春节，侄儿穿件狐皮袍子来给他拜年，他问侄儿：“鹏生，你今年贵庚多少?”侄儿不懂贵庚是什么意思，望着发呆。他于是教导说：“你今年才二十岁，就穿狐皮袍子。到了我这么大年纪，你要穿什么?要知道创业不易，守业也难，现你正在学做生意，力谋事业发展，绝不可贪图享受。”
　　傅汝堂管理店员以店规为准绳，违反者轻则不加年薪，重则开除解雇，特别对偷盗行为，规定要捎被服帐子请出，永不录用。
　　傅成记在解放前，虽经时代风云变化，但在傅汝堂的灵巧经营下，这块招牌还是历久不衰直至解放。解放初期，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心存疑虑，曾抽走冻结部分资金，以后通过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疑虑顿消，要他的学徒傅秋如把他亲手埋藏的金银挖出来(计黄金一百余两，银洋八千多块)，增加店中资金，扩展经营，并响应党的号召，爱国守法，积极经营，踊跃认购建设公债，捐献飞机大炮，完成国家税收。傅汝堂于一九五二年病故后，由其四弟傅子戬掌握业务，并在一九五六年参加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来源：汉冶萍数字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