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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萍乡中国农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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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7-1 16:01: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萍乡是赣西重镇,为“湘赣咽喉”,资源丰富,物产众多,盛产煤炭、瓷器、夏布、鞭炮、土纸以及中药材等。加之水陆交通方便,往来客商很多,工商业较发达,特别是煤炭工业历史悠久,素有“江南煤都”之称。为了适应地方经济发展和商业活动中资金融通、货款调拨的客观需要,萍乡的金融业务也应运而生,除当地的钱庄外,各类银行相继出现,为商办及农商合办的建设、裕民银行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国家银行都先后在萍乡设立了机构。

  国民党政府的国家银行有四家,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除中央银行外,其他三家均先后在萍乡开行,其中以中国农民银行来萍设行最早。
  中国农民银行的前身是“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该行于1933年4月成立于汉口,1935年改为中国农民银行,总行迁设南京。农行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主要是办理农贷和土地金融,是国民党政府办理农业贷款和农业建设投资的专业银行。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从此,农行具有货币发行权。1942年7月,国民党政府实施货币统一发行办法,规定由中央银行一家发行货币,其他三行就不再发行货币。
  中国农民银行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在萍乡设立办事处,行址设在育婴街(租用危宿钟的房子,现市医院住院部后面),主任为吕锡年,以后又由钱增新继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农行总行由南京迁往重庆。1939年3月日寇入侵南昌,农行在江西的主管行——南昌分行迁往赣州,改名赣州分行。1942年赣州分行派徐光明担任办事处主任。1944年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湖南,同年7月萍乡沦陷,萍乡农行撤退到赣州。1945年9月抗日胜利后,赣州分行复员到南昌,恢复南昌分行。1946年初,分行派吴文鼎等人来萍乡,办理筹建工作,恢复萍乡办事处,主任是吴文鼎,会计是徐永,业务是俞槐庭,出纳是肖佐蒙,文书是王强,农贷是陆善颐,其他有张永刚、刘德辉、詹锦楼等办事人员,还有行警、库丁、工友多人。行址仍设在育婴街原址。
  中国农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不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的,而是在经济业务较大,交通方便的地方设立机构。萍乡办事处复业后,有关农业贷款工作,除萍乡本地之外,还要办理附近几个县,如宜春、分宜、万载等县的农贷,负责赣西地区的农贷业务。除此之外,还开展一般银行业务,包括存款、汇款,也办理少量的商业放款及票据贴现业务。农行放款业务,农贷是信用贷款,只要有一定的保证人担保,不需抵押,就可贷款。商业放款及押汇,需用抵押品,方可贷款。由于中央银行在萍乡未设机构,农行还承担代理国库的事务,办理有关国库款项的收支缴拨工作。
  1947年一季末,办事处接总行通知,原任会计徐永调往总行会计处,其工作派我接替。5月间,我由南昌分行调来萍乡,办妥交接事宜。9月间我爱人曾葆灵也由南昌分行调来萍乡,办理国库工作。当年负责农贷工作的陆善颐调往临川,调来倪诗鸿接替。其他人员有调入的也有调出的。抗日胜利后,各地农行机构相继恢复与设立,人事变动比较频繁。
八年抗日战争刚一胜利,国民党就迫不及待地发动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不但战争创伤得不到医治,而且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抗日战争结束后,因国民党蒋介石忙于打内战,生产得不到发展,物资奇缺,物份上涨,人民生活困苦。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下,法币急剧贬值,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下令发行金元券,代替已经崩溃的法币,规定以金元券一元折合法币300万元的比率,收兑贬值的法币。当时与法币同时流通的还有“关金券”,关金一元折合法币20元。发行金元券后,关金也停止使用,按折合比率兑换金元券。由于货币贬值,老百姓对法币失去信心,到农行兑换金元券时生怕兑不到,兑换的人群争先恐后,挤得水泄不通,大门柜台都被挤坏了,恐怖心理,可以想见。
  1948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区迅速扩大。北方农行的机构、人员纷纷南撤。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农民银行也难以维持,于是采取紧急措施,规定夫妻同在行里工作的人员,女方一律停职停薪,并将一部分人员留薪待命。在这种情况下,我爱人曾葆灵就停止了工作。49年初,总行调原郑州分行出纳主任于在璋任萍乡办事处主任,原主任吴元鼎就地待命,听候分配。
  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1949年春大举渡江,于四月间解放了南京,农行总行撤到广州。5月南昌又很快解放,国民党面临总崩溃的边缘。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已经无人来银行存款,通汇地点日少一日,汇兑业务也寥寥无几,业务陷于停顿状态。市面上交易活动使用银元,铜毫子,金元券已不能作为交易的媒介。南昌解放前夕,办事处与主管行南昌分行联系中断,接济无源,这时业务停顿,收入毫无,库存金元券已成废纸。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职工生活无着,依靠积蓄和出售衣物,维持最低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已先后调走,留下的只有于在璋、吴元鼎、肖佐蒙、倪诗鸿、王强、曾葆灵和我及各人的家属,还有行警、工友各三人,翘首等待解放。
  南昌解放后,解放大军势如破竹,七月初宜春解放,萍乡出现了散兵游勇,谣言四起,社会不安。有一天县保安队来人说为了保卫治安,要收缴我行的枪支,以加强地方力量。我们说农行是国家银行,保护国家银行财产责任重大,银行警卫枪支,不能拿走,婉言予以拒绝。当时,社会秩序较乱,为了保护国家银行,我们将大门紧闭,嘱咐行警不问清情况,不要开门,以防坏人捣乱,保护好财产,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七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入萍乡城,人民喜悦,一片欢腾,鞭炮四起,夹道欢迎。当月,萍乡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派汪汉、李国元两位军代表,接收了农民银行。原有工作人员全被留用,参加到革命行列,听从人民政府的安排,开始新的工作。

来源:汉治萍数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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