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漫步】毛泽民与李立三在安源的战友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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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曾对斯诺讲，李立三只是我半个朋友。李立三与毛泽东相识于1916年，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一生中，李立三是毛泽东最早的战友之一。虽然毛泽东说李立三只是“我半个朋友”，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与李立三却是亲密无间的战友、朋友。翻开毛泽民与李立三两人的共产革命历史，就会知道他俩曾经并肩战斗在安源路矿（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合称），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战友。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实际组织领导人恰恰是李立三。毛泽民就是在这一阶段与李立三鼎力合作，从而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好朋友。可以说，没有毛泽民在经济上的成功运作，就不可能有后来成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期间的唯一一次大胜利：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说到毛泽民与李立三的战友情，事情还得从李立三回国到安源说起。

按照陈独秀和毛泽东的指示直奔安源，路过家门而不入

　　1921年11月中旬，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等人因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从事革命活动，被押解回国。船到香港后，李立三等人争得了海员们的帮助得以离船登岸去了广州。在广州他们三人先见到了陈公博，陈公博此时是中共粤区党组织负责人，从陈公博处得知党中央在上海，陈独秀已离开广州到上海了，于是李立三与蔡和森、陈公培等人立即马不停蹄折回香港，再坐船赶往上海。陈公培早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前就参与过筹建共产党的活动，共产党一成立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所以和陈独秀熟悉。12月10日到了上海，陈公培就带领李立三、蔡和森顺利见到了陈独秀，他们向陈独秀汇报了在法国的斗争情况和各人的思想，以及回国参加革命的决心。陈独秀向他们详细询问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这批留法学生中的建党情况，以及如何尽早成立旅法党组织。之后，陈独秀委托李立三写信给还在法国的赵世炎，让他尽早回到国内来参加党的工作，陈独秀特地提到说，开展工作的干部太少了，你们回来了，非常好。就在这一天，由陈独秀代表党中央批准李立三、蔡和森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蔡和森留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李立三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陈公培去海南岛开辟党的工作。

▲李立三

　　1921年12月下旬，李立三带着党中央的介绍信从上海回到长沙，找到了时任党的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根据陈独秀当时派李立三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的决定，毛泽东遂决定派李立三到安源去发动组织工人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当时把安源选为湖南工人运动的重点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意义非凡。
　　安源位于江西萍乡市东南，离萍乡也就12华里。安源早在唐朝时就发现了有煤，产量丰富，之后一直在开采着，到了近代才知道这里挖出来的的还是优质煤。到了晚清张之洞在汉阳兴办炼铁厂，使得这里的煤更是供不应求。1898年，汉阳铁厂为保障该厂所需用煤，在安源设立了萍乡煤矿局，并于第二年动工修筑通往株洲的铁路，与粤汉铁路相连接，命名其为株萍铁路。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当时是中国最大的钢铁、煤矿联合企业，也是东半球最大最早的钢铁企业。盛宣怀接手后，在这里成立了中国最大的工矿企业——汉冶萍钢铁联合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后来它逐渐为日资所把持。当年，汉冶萍公司包括安源煤矿、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株萍铁路等企业，有13000名员工，其中在安源煤矿的就有6000多人，可谓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如此大的现代企业，利润丰厚，可工人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尤其是安源煤矿工人，他们干的是阴间活，拿的是阳间钱，不仅收入低经济地位低下，社会地位更低，被称之为“炭古佬”。当时井下工人日工资是二角三分，一个月拼死拼活干下来，也就六七元钱，倘若工头再克扣，到了工人手中也就五六元钱。当时的普通粳米和面粉为七分钱一斤，猪肉二角八分一斤，鸡蛋三分钱一个，豆油二角一斤，食盐四分一斤……井下工人粮食消耗大，三口之家一个月消耗粮食最少也得100斤，一个井下矿工一个月的工钱仅够买粮食，油盐菜都无法解决，更不用说穿衣穿鞋、子女教育，至于生病那只有听天由命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了解到这些情况，而当年江西还没有党的组织，所以中共湘区委员会决定在安源路矿发动工人运动。李立三建国后对秘书回忆说：“毛泽东对我说：‘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和压迫，生活特别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起来的地方。但是，反动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容易，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取得合法地位，站稳脚跟，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尽快地把他们组织和训练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的核心。’”毛泽东与李立三商量之后，决定以平民教育为掩护开展工作。于是李立三来到湖南平民教育会，请求帮助，由他们出面，介绍李立三到安源去推行平民教育。当年湖南平民教育会由李六如（早期中共党员，著有《六十年变迁》，书中主人公季交恕的原形就是李六如）主持，李立三找到李六如后立即得到了支持。12月底，李立三从长沙带着湖南平民教育会李六如的介绍信直奔江西萍乡安源，安源距李立三老家醴陵近在咫尺，离家去国两年多、运渡重洋归来的李立三，路过家门时却无暇回去看看老父老母。

毛泽民来到安源担任消费合作社经理
　　在安源李立三以教员身份出现在矿工面前，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办起了平民学校、工人补习学校，经过启发、教育，少数工人开始有了初步的阶级觉悟，在此基础上，李立三开始有针对性地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组织，之后又着手组织工会。为了能更隐蔽地发展组织，团结工人，他们对外宣布组织工人俱乐部，而实际上是组织工会。工人俱乐部提出“联络感情，交换知识”，遗憾的是参加者除了李立三最早联络的已建立感情的少数工人外，廖廖无几，工人们对“联络感情，交换知识”没有任何兴趣。在矿工们看来，酒馆、牌桌、妓院是最好的联络感情的地方，抱团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是最有用的知识。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参加俱乐部有什么好处，最关心的是能带给他们什么具体利益，没有利益，说的再好，也没有用。当李立三明白这一浅显的道理后，立即改变形式，他有针对性地提出“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以买到便宜货”，口号通俗易懂，这一改，立竿见影，果然有很多矿工和家属来打听了。李立三一看有门，更坚定了办好消费合作社的决心。他先从毛泽东早先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筹借到100元，作为启动资金。1922年7月，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开始对外营业。可李立三事务太多，他非常希望能有一个懂经济的人来帮助他主持消费合作社，以壮大消费合作社。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就是在这关键时刻来到安源担任工人俱乐部经济股股长和消费合作社经理的。这时，还有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化名张浩）担任消费合作社营业部主任，毛泽民的老乡毛福轩等人，也来到安源，在工人消费合作社做营业员。毛福轩后来回到韶山担任了中共韶山支部的书记。毛泽民到来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很快就将消费合作社的品牌打响了。当时在安源路矿、在萍乡提起消费合作社无人不晓无人不知。

▲毛泽民

　　也许是毛泽民一上任就发现100元本金太少，进货很有限，每次只能在卖出一些货物后，收到了款子才能去进货，进货又不多，可又不得不时常雇车去拖货，这样就加重了运费负担，而且进货的人基本没时间干其他事，如此又增加了人工成本。于是毛泽民决定当务之急是增加资本，在毛泽民主持下，消费合作社首先制定了一份招股简章，在俱乐部成员中招股。招股简章规定：每股0.5元，每月薪金在九元以下者，劝认一股，；每月薪金九元以上者劝认两股，多认者欢迎；每年红利平均分成10份，其中4份作为股利分配，3份留作扩充消费合作社的基金，2份为工人俱乐部基金，1份为消费合作社工作人员的劳金。安源工人俱乐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人股份制企业，企业经理就是具有经商天赋的毛泽民。毛泽民在经营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成功，为他日后赢得了“革命理财家”的称号。
　　合作社才开张时，主要经营布匹、油、盐、米、茶和其他日用杂品、小百货，经营布匹主要是考虑到井下矿工衣服磨损大，是他们消耗最大的一宗商品。消费合作社的所有商品都只有微利，尽可能让利于消费的矿工兄弟们。为了让群众在合作社买到物美价廉、称心如意的生活用品，毛泽民经常到工人和家属中进行调查，根据群众的需要，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去采购货物。有时，他还亲自出马。为了减少运费，购回的货物一般由俱乐部所属的株萍铁路职工顺车捎回。这样一来，消费合作社售出的货物价格比当地市场至少便宜1∕3以上。
　　李立三对毛泽民说，矿工下井，衣服消耗大，能不能办个缝纫店？毛泽民一了解果然用厚粗的布做的衣服矿工最欢迎，于是购置了多台缝纫机，雇了八九个熟练缝纫工，开办了缝纫实习工厂兼服装店，订做各类服装，对订做矿工下井服装的还给予优惠。
　　为了增加入股的吸引力，毛泽民规定股东从合作社购买商品不仅比其他商店便宜，而且还会比矿工们在合作社购物的价格再优惠一些，这样一来，股东们享受到了安源地区的商品最低价。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东西，又可以分红，有这样的好处谁不愿意做股东？于是入股的工人越来越多，消费合作社的本金越来越大，一个月下来，消费合作社有了几万元本金，俨然是安源路矿的巨商大贾了。本钱多了，进货多，各项成本也都下降了，合作社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在调查中毛泽民发现矿工们还遭受到一种额外的盘剥，那就是到商人那里用银元换成铜元，以方便购买米、油、酱、醋等日常生活品时，从事兑换业务的奸商们便在这个时候趁机压低银元价抬高铜元价；而矿工们往往在离第二个月发薪金还差十天八天时，家中已无隔夜粮了，不得不去向这些商人借钱，奸商们又故意抬高银元价，工人们没办法只得分几次每次借少数铜元，可还钱时奸商们却要矿工们积累后一次还清，而且必须拿银元来还。提起来债权人还没放高利贷，其实这比印子钱（高利贷的俗称）的利还要高。这样工人们几次的借与还，无缘无故受到盘剥，工人们有苦说不出。
　　毛泽民发现这一现象后，与李立三一商量，立即决定在消费合作社内成立兑换股，由自己兼任部门经理，专门负责银元与铜元的兑换。
　　消费合作社的兑换，公平合理，任何时候只要是加入俱乐部的矿工或家属来兑换，都是按市场上合理的固定牌价兑换，这使得加入俱乐部的工人们又得到了一项具体的物质利益。银、铜元兑换业务，特别受矿工和家属们的欢迎，使他们少受了一层盘剥。消息传开后，原来对工人俱乐部不信任、持观望态度的矿工们纷纷要求加入，一个多月，工人俱乐部由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将近800人。
　　为工人群众提供生活服务，办好消费合作社是与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手段之一，更重要的是毛泽民没有忘记共产党员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展工人运动。所以他指示合作社，代售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以及《新青年》《先锋》《工人周刊》和《京汉工人流血记》等革命书刊。消费合作社在门口的销售广告上醒目地写着：“处在军阀和外力压迫下的中国人民，谁能引导他们向解放的路上走呢？只有马克思派陈独秀们所办的《向导》周刊！”号召工人群众踊跃购阅。

李立三毛泽民智斗奸商
　　为了支持毛泽民更好地开展消费合作社工作，李立三把自己来安源后了解掌握到的工人情况一一向毛泽民作了详细介绍。与此同时，毛泽民也开始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利用各种机会深入矿井、工棚，与工人谈心，了解疾苦，倾听呼声，还把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各种政治经济手段一一记录下来，一边反馈给李立三，一边据此有针对性地改善合作社的各种消费品，工人们最需要什么，他们就千方百计保障供给，做到任何时候都不缺货。在调查中，毛泽民发现工人家属经常拿着自己生产的土特产到街市上去出售。于是，他立即做出决定，矿工家属们可以拿土特产到合作社来换所需的生活用品，这一看似不经意的决定，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方便了工人家属，使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去生产土特产，无形中又增加了工人家庭的一笔基本固定的收入，大大改善了生活。而合作社再把这些土特产拿到萍乡和其他城市去卖，来回不走空，两头赚钱，股东们的分红也就增加了。所以，在安源提到工人俱乐部，说到消费合作社，不论是工人，还是工人家属，无不竖起大姆指。工人俱乐部、合作社在萍乡路矿已经深入无数工人之心，李立三编的那些通俗易懂的歌词都在路矿工人、家属、小孩们口中传唱，如《劳动歌》《工农联盟歌》。
　　经过毛泽民一个月的努力，工人俱乐部和合作社的意义与利益，已深深地印在工友们的脑筋中了，成为最受群众拥护的事业。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多月后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工人俱乐部的壮大，尤其是消费合作社的销售业绩，大大触动了当地商人的利益。原先安源一带有大大小小1500家商店，主要消费群体就是安源煤矿的工人与家属，工人俱乐部办的消费合作社无形之中将他们的生意抢走了，而很多商铺的老板就是矿上的包工头，于是一些大的商铺就开始联合起来与合作社对抗。这些商铺在商场跌打爬滚多年，经验丰富老道，经过密谋之后，他们准备了雄厚资金，每天派人不断到合作社抢购、套购廉价商品。他们计划将合作社廉价商品尽量买空，一旦合作社来不及进货，商品断货，矿工们就不得不到他们的商店来购买，长此以往还可能引来矿工们对合作社不能及时采购进货的不满。这个算盘打得蛮好，开始之时，合作社营业员不知是计，还以为是生意兴隆，可是，他们很快就发觉不对头了：为什么来买货的人老是那些人？而且一买就是将货架上的便宜货物一股脑儿全都买走？一个星期下来，货物明显供不应求，增加了进货速度也跟不上趟。此时此刻，毛泽民知道这是原先的商铺在跟合作社打商战呢。经过一番深思后，毛泽民与李立三商量，决定让合作社准备了一批购物证，发给所有俱乐部成员和合作社的股东们，凭证到合作社购物。凡是无证者不得购买大宗货物，这一招立竿见影，对手无计可施了，只好偃息旗鼓。当然，小商店因竞争不过合作社而破产的不在少数。合作社几乎垄断了安源煤矿的消费市场。在当年消费合作社的一份月报表上，清晰地记录着当月销售情况：销售出大米500石，食盐万斤，食油4000斤，煤油2000斤，布匹约值3000元，日用品值千余元，兑换银元2万元，售货总额约1.3万元。这对于当时仅有8万人口的安源来说，已是相当可观的数目。
　　毛泽民在安源经商的成功，使之积累了不少资金，而这批资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对此，当时在中央局工作的罗章龙，曾在《关于安源工人运动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片断史实》一文中回忆说：
　　1923年党的三大以后，我担任中央局秘书兼会计，经管全党活动经费。当时，除共产国际定期拨给一部分经费外，党的活动经费的主要储备点，在北方是全国铁总，在南方是安源。安源在取得罢工胜利后，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工会基金，除自己举办了颇具规模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和工人教育事业外，常给各地提供经费援助。
　　1922年9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是李立三与毛泽民的第一次合作，也是唯一的一次合作。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李立三、毛泽民相继由党中央把他们派往他地，之后，他们天各一方。

来源：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