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萍乡县志》之《萍乡县城图》 专栏主讲人： 凌焰 主讲人简介：凌焰，男，湘东区麻山镇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现任萍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安源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萍乡历史文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省社科项目2项，多次在市委党校、萍乡博物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市图书馆等机构举办萍乡历史文化方面的讲座。 萍乡又称昭萍或楚萍，位于江西省西部，东靠宜春市、安福县，南邻湖南省攸县，西邻湖南省醴陵市，北连湖南省浏阳县，素有“吴楚通衢”之称。明朝进士袁一唯称“萍介两省，当滇南楚蜀之冲”。萍乡自古战略位置重要，“萍乡尤为第一门户，贼过岳阳一步，则萍乡危矣！萍乡不守，宁但西江之患，南则百粤、八闽，东则祁门、常山，将有不忍言者……萍危则江西危，萍安则江西安。为江西计，先不可不为萍乡计也”。萍乡不仅战略位置重要，而且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被誉为赣西的文化堡垒。大安里新店、赤山、宣风竹园等地的考古证明，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萍乡就有人群劳动、繁衍、生息，三苗族也曾经在这里活动。上栗县福田镇田中古城的考古资料表明，田中古城是一座以百越文化为背景的古城，建成于商末，废弃于春秋晚期。田中古城很可能是一个独立的方国，其废弃的原因，或与春秋晚期楚国南侵百越有关。 春秋时期，萍乡属于楚国的控制范围。汉代，萍乡地区为豫章郡宜春县地，西南部的东桥、排上、上栗北部等则属荆州长沙郡的醴陵、攸县、安成县地。吴帝孙皓于宝鼎二年(267)在豫章、庐陵、长沙三郡接壤地区设立萍乡县，属安成郡。县治定在芦溪古岗(今芦溪县古城村)。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指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萍乡于三国时期正式设县，说明自两汉以来萍乡地区逐步得到开发，人口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隋唐到两宋时期，萍乡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口众多，一直被列为上县。萍乡于唐武德年间(618-626)，始建学宫，是全国最早建立学宫的地区之一。清乾隆萍乡知县胥绳武说：“州县学皆立庙，自唐太宗始。”“萍学之建，在唐高祖时也”。宋代理学家刘清之《萍乡县学记》称：“袁之西南，有县萍乡，山水淑清。罗霄杨岐，秀气所挺，硕儒鸿生。”宋代理学家朱熹曾到过萍乡学宫。他在萍乡孔庙见到碑刻上有刘清之所撰《县学记》一文，“拱而读、顾而叹”说：“美哉乎！子澄之言也，诸君日诵而时省之，则无以予言为也”。因为“地界吴楚，水接潇湘”“当江楚孔道”，所以“商旅往来坌集”；同时，各种文人雅士纷至沓来，“往来士夫，景慕形势”，其中包括周敦颐、黄庭坚、朱熹、范成大、杨万里等名人、士大夫。庆历元年(1041)理学鼻祖周敦颐在芦溪镇担任征税官，庆历四年(1044)离开，前后共4年。在任期间，“袁之进士来讲学于公斋者甚众”。一时间，读书好理成为萍乡的风尚。崇宁元年(1102)，黄庭坚来到萍乡看望在此当县令的哥哥黄大临，在萍乡前后羁留半月，“遍写祠宇亭馆名额”，为宝积寺书“静乐室”“八还堂”“德味厨”匾，并种下一棵罗汉松。撰有《宝积禅寺记》《县厅壁记》《奉和欧阳元之清明日金氏园中赏花韵》《船子和尚歌跋》《萍实里》等诗文。南宋绍熙五年(1194)，朱熹路过萍乡，拜谒孔庙，在驿站题诗《黄花驿》《毛仙驿》。萍乡理学名人胡安之、钟咏是朱熹的学生，清代，胡、钟二人入祀萍乡孔庙乡贤祠和鳌洲书院七贤祠。萍乡有文进士121人，其中唐代有2人，宋代有61人，占总数的二分之一。 至元十四年(1277)，萍乡县属湖南行省袁州总管府，至元十九年(1282)萍乡县属江西省袁州总管府，元贞元年(1295)萍乡升为州。元青花瓷在中国制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萍乡分别于1985年和1992年两次发现元青花窖藏，其中在今萍乡经济开发区硖石管理处出土完整的青花“三供”，青花菊纹杯底部有墨书的“宗”“宗位”字样，说明元代萍乡的青花瓷用于祭祀。 明清时期，大量的移民涌入萍乡，移民与土著一起开发萍乡的山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末清初，闽西和粤东由于人口膨胀，加之清初为对付郑成功反清起义，颁布“迁海令”，封锁了沿海地区，令沿海居民向内地挤,造成了“闽西人稠地窄,米谷不敷”,粤东“地窄人稠”的局面，人口与土地的再分配形成尖锐的矛盾，于是一部分客民只好携家出走，另谋生路。闽粤客家一部分人迁徙到萍乡，被当地土著称为“棚民”。民国三十五年《萍乡县志》的参修黄翥对萍乡客家姓氏以及本族客话有过描述。据其族谱记载：“吾萍客家人达二百姓之多，此为县志馆调查各姓谱牒统计之数字。吾族亦为客家，世说客话。清同治间族人犹有说者，光绪以后说者渐少。英德此次往广东原籍，因不能说客话，只得用笔谈，颇感不便。”明清时期的萍乡继承和发扬了读书好学、晴耕雨读的优良传统。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于乾隆元年(1736)三月到萍乡访友，留下了一首《萍乡即事》。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作者乘船赶路，遥见桃花夭夭，书声飘来，引起诗人极大兴趣，下船后学子们知是人文胜地江南来的客人，纷纷过来求教，在诗人解讲之后，学子们都理解了，他们的父兄也劳动归来，不知不觉已黄昏，父老们盛情邀请诗人留宿，然诗人赶路甚急，只能依依不舍，重新登船，相互道一声珍重。清代，萍乡在科举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明清这两个朝代江西的科举成绩相差很大，明代时江西科举成绩在行省中全国第三，清代急剧地衰落，进士人数只有明代的三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萍乡的进士人数由明代的6名增加到25人。明代江西举人总数为10590位，清代江西举人总数也只有11005位，总数基本保持一致，而萍乡明代举人25人，清代举人则有170人，解元4人(占袁州府四县之冠)。经过上述的数据对比，可以了解到在江西科举整体衰落的情况下，萍乡的科举成绩有很大的进步。也就是说，在江西其他大部分地方停滞不前，甚至说衰落之时，萍乡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清代中期以后，萍乡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近代萍乡社会的变迁奠定了基础。随后，萍乡因煤炭的开采和株萍铁路的通车，走上近代化的快车道。清末民国，萍乡得风气之先，据史料记载：“肄业国内大学、留学东西洋服务党国、肩重要职守者，无虑数百人。风会所超，人争向学。中学生之多，多为各省县之冠。”清末的留日热潮，可谓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之壮举。当时，江西留日学生人数相当于江西本省高等专门实业学堂在校学生总数的一半之多。无论是繁荣都会还是偏辟小城，不论是官宦之门还是贫寒人家，都有留学之士。当时赴日留学生最多的地区是萍乡，有15人。清末，萍乡赴日留学人数居江西省之冠。萍乡留日学生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大部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们积极参与、组织各种活动，宣传进步思想，唤醒沉睡的萍乡人，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黄埔军校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一所军事学校，培养了许多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闻名的指挥官。民国时期，萍乡六堂为报考军校的萍乡学子提供路费，对成功考取黄埔军校的学子给予奖励。据统计，毕业于黄埔军校(1至23期)的萍乡人约有500余人。资料显示，前4期招生,黄埔军校共录取江西籍学员346名,遍及67个县、市，人数最多的是萍乡县47人。黄埔军校中也有不少萍乡籍官佐教员。经统计，黄埔军校萍乡籍官佐教员有28人。 来源：萍乡日报 | 
发表于 2019-6-10 11:1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