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 袁隆平、颜龙安等 一批科研人员 通过三亚南繁基地 培育出杂交水稻等 高产优质品种粮食作物 为中国乃至世界 粮食生产的发展与粮食安全 做出重大贡献 (上世纪90年代插秧照片) 40年来 我国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 在高产的背后 有着科研人员的艰苦付出 也有着一批批 制种人作出的巨大贡献 他们将优质高产的种子 培育后发往各地 将科研成果化为一颗颗种子 (上世纪80年代机械收割老照片) 在他们当中 有一群来自萍乡的制种人 通过年复一年的耕耘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逐步将制种行业 变为一项大产业 江西制种人的产业之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是基础中的基础。1973年10月,袁隆平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已经配套,1975年,袁隆平攻克了“制种关”,摸索总结制种技术成功,拉开了水稻种子革命的序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制种人开始来到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在这里培育希望之种。 (张理高查看种稻长势)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制种产业。”被称为“南繁才子”的张理高回忆说。在制种业发展的初期,是各个公社派人到海南三亚进行育种,张理高是萍乡市湘东区排上镇(注:当时为公社)的一名技术员,是第一批派往海南制种的人员。
(上世纪70年代制种人劳动场景) 但几年之后,种种原因使包括萍乡湘东区排上在内的大批制种人从海南撤回。如何培育出更多的种子让农民增收,同时让参与制种的人能从中获益,这成为张理高苦苦思索的问题。此时,安徽凤阳小岗村已开展“大包干”,并开始得到逐步推广。 (上世纪90年代人工授粉)
“这给了我信心,觉得如果按照这个模式开展制种一定有前途,便提出我带头搞承包,并许诺每个制种队员每天至少可以有2元的收入。”1981年,张理高率领着萍乡市湘东区排上的制种队再次来到海南,此次,规矩变了,不再吃“大锅饭”,分成小组进行制种,这一举措激发了大家干事的热情,承包的第一年就大丰收,每个队员每天的收入达到4元,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 (上世纪80年代海南机械化收割场景) 从此,张理高带领着一群江西制种人在海南扎下根,一干就是30多年。只要有杂交水稻制种的地方,就有萍乡制种队。现在萍乡在三亚的制种大军已达到6000余人。他们既制出了丰收的种子,也育出了致富的种子,很多人从队员到设立自己的制种公司,成了百万千万富翁。目前,萍乡排上人在海南的制种面积近19万亩,占全国杂交水稻南繁制种面积的93%,真正将制种打造成一种产业。
一家三代的农民丰收梦
与张理高一样,王相萍也一直坚守农民的丰收梦。
1973年,王相萍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杂交水稻问世的报道,“我很兴奋!我的父亲是孤儿,一辈子基本上没怎么吃上真正意义上的一顿饱饭,很早就去世了,我一直有个念想,要让家人和周边的人吃饱饭,吃好饭!我一定要从事这个行业。”当时作为生产队长的他向公社的党委书记提出去海南的想法,1976年冬,政府批准了王相萍的申请。 (1976年排上公社选派第一批制种队成员在海南合影)
回忆第一次去海南制种,王相萍满满地回忆;“去三亚一共走了20多天,从火车的窗户里爬进去,在厕所旁站了24个小时到了湛江,在湛江等了7天才有船前往海南海口,又在海口等车去三亚。到达三亚的第一天,以地为床睡了美美的一觉。”初到三亚的日子虽然艰苦,但王相萍的内心却很充实。 (田间传授制种技术) 改革开放带给王相萍和同样来自萍乡排上的伙伴们发展的机遇。他们认真钻研杂交水稻的制种技术,使萍乡排上制种人员之多、制种面积之大、制种产量之高、制种效益之好,均居全国南繁制种各县市之前茅。
王相萍更让儿子辞去了银行的“金饭碗”和他一起制种,捧起了“泥巴饭碗”。“我觉得向土地要收入最安心,苦一点也是一种历练!”经过几年的学习,2016年王相萍的儿子成立了自己的种业公司,产值已达2亿元。现在王相萍的外孙、孙女也加入到制种行业,圆了三代人的农民梦。 (1987年新科研成果鉴定会) 改革开放40年,见证着江西制种产业的每一步,在湘东制种产业已形成了“南繁”、“本地”、“外埠”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发展格局。对此,湘东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胡敏说:“40年的沉淀,成就了湘东南繁精神。这是一部不屈不挠的农民创业史,是一部不甘落后的幸福奋斗史,是一部党建引领的产业发展史。”
【采访视频】
来源:陈远路、江南都市报全媒体记者刘凯 图片由萍乡市湘东区委组织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