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的萍乡西路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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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安源市委的领导下，萍 乡西路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广大农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使萍乡西路的农民运动成为萍乡最发达的一个区。它的特点是：在党的领导下，成立农协会，开展反帝反封反霸斗争，最后武装夺取政权，奔上井岗山。

北伐前后萍乡西路农民运动发展形势

　　一九二五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全国普遍掀起了反帝斗争怒潮。一九二五年七月成立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国民政府。随后，国民政府组成国民革命八个军，以蒋介石为总司令，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琛、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一至八军军长。七月一日，发表《北伐宣言》，七月九日，正式出师北伐。

　　由于北伐战争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骨干模范作用，以及广大工农群众援助。因此，北伐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节节前进。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拂晓，北伐军开始分三路进攻，左翼由栗山坝出铁河口；右翼由美田桥出萍乡老关；中路由泗汾直下醴陵城。当北伐军进攻时,敌人拒铁江而守,泗汾桥有敌机枪对河射击，河里船只尽被敌搞掉。致使北伐军不能顺利过河。此时，由工人、农民等民众三百余人组成的武装队分布于栗山、泗汾一带配合北伐军攻占泗汾。

　　当北伐军进攻时，由于敌军火力猛烈，北伐军不得而入。此时武装队一面将松树炮置于敌军后方高阜处，实施袭击，一面拿起鸟枪、梭标等武器向敌军冲锋。至此，敌军集中火力向武装队射击，北伐军乘机分两处渡河。北伐军渡过河，敌人大败而逃，并俘得敌副团长一名、营长二名、连长四名、兵士三、四百人，击毙敌团长一名、营长二名，缴获枪支二、三百支。北伐军进驻醴陵后，迅速促进了工农运动的高涨。此时，农民协会由秘密到公开，各区、乡农会纷纷成立，并举行大会，配合北伐军作战。

　　九月二日，北伐军的第二军两个师约九千人，第三军三个师约一万二千余人，以朱培德为总指挥，从醴陵出发，向萍乡前进。这时萍乡守敌唐福山部驻萍乡西路湘东、麻山、腊市、排上与湖南美田桥交界处，刘公庙一线。九月五日当北伐军 二、三两军分路向该敌攻击时，唐福山部不战而退，于五日深夜撤离萍乡退驻宜春，二、三两军乘胜追击，九月六日上午十时北伐军占领萍乡城，下午三点在萍乡大西门外校操坪召开有六千多市民参加的庆祝大会，欢迎北伐军。在会上李富春、肖劲光等同志发表了讲话。九月七日又占领了安源、上埠、赤山楼下一带。

　　萍乡人民支援了北伐战争，北伐战争又促进了萍乡革命形势的急剧发展。九月下旬,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得到恢复,萍乡各区、乡农会也纷纷成立，萍乡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北伐军进驻醴陵县城不久，一九二六年八月，湖南醴陵渌江中学校长、县委委员潘湘早同志介绍刘型、徐培勉、黄明新等同志到萍乡东桥开展农民运动，并指示迅速在那里建立党的组织。通过刘型等同志深入工作，不久，萍西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建立了。隶属中共醴陵县南三区委员会领导。为了更好地领导农民开展反帝反封斗争，并且迅速地建立了一支农民武装——游击营。开始时这个营只有十余人，刘型同志任营长，以东桥大岭上、沟龙头一带为革命根据地。

　　九月，北伐军进驻萍乡后,萍乡农村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地发展壮大， 一九二六年十月，中共安源市委委任安源工人张汝全为萍西区特派员，张汝全来到东桥后，很快与刘型等同志取得了联系，并且积极地进行党的组建工作和农会的筹建工作。经过细致周密地宣传发动工作，东桥区黄泥塘农民协会成立了，张汝全同志兼任农协会会长，接着,在原西区党支部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中共萍乡西三区委员会。这时，由醴陵县南三区领导而划为安源市委领导，区委设在石贯村，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区委迁至大岭上，继续领导萍西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反霸斗争。

　　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农民必然要求要有党的领导，于是农村党的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加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共安源市委又派陈桂林同志去东桥工作，并且成立了中共萍乡小西区委员会，由余淑烈任区委书记、刘型任军事部长、黄明新任组织部长、邓卓群任农运部长、邹彬生任统筹部长、 陈启明任妇女部长，区委设在塘下。为了适应东桥地区斗争需要，安源市委接着以东桥沟龙头为中心发展成立了沟龙头党的中心支部、王头冲支部、沿塘支部、南岸支部、塌石冲支部。党还在官陂地区、排上地区、腊市、麻山、下埠、小桥下设立了联络点，领导农民开展了政治经济斗争。

　　在北伐斗争胜利的凯歌声中，极大地推动了萍西区的农民运动。尤其是萍西区各级党的组织建立后，为了把全区农民发动起来，投入到暴风雨般的农村大革命中去，广泛地把农民组织起来。一九二六年八月下旬成立了西三区农民协会，徐人伟任执行委员长，刘型、邓卓群、徐培勉、张化钦、余淑烈等同志分别担任军事、组织、宣传、筹款、妇女、青年委员。区农会下设上凫田、下凫田、上沸水、下沸水、山塘埠、沟龙头、王头冲、氵并  冲、候家山、茶背村等十个分农会。分农会的组织人员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那样，总的由五人组成，设执行委员长，百代表、十代表，不久，跃进及官陂一部份地区成立了西五区农民协会，王湘岩同志担任执行委员长。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共萍乡小西区委员会成立后，并成立了小西区农民协会，由邓卓群兼任执行委员长。由于有了党和农协会的领导，从此，萍乡西路的农民运动发展进入了轰轰烈烈的阶段。

展开农村革命斗争

　　萍乡西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时期，是从一九二六年八月中共醴陵县委派刘型等同志来东桥后，很快在萍西区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的支部。到这年的十月，中共安源市委，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开始加强对萍西区农民运动的领导。这个时期，萍乡西路的农民协会纷纷成立，农民协会从开始，也就是八月前后的秘密活动。那时的秘密活动,主要是在贫苦农民中进行组织串连,开展宣传活动。宣传的内容主要是：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宣传工农联盟，团结互助；宣传反帝反封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宣传破除迷信、废恶习；宣传男女平等，打倒三从四德，解放妇女：宣传 农民要翻身，当家作主，打倒土豪劣绅等。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到达萍乡后，到“马日事变”前，农会组织日益扩大，农会会员猛烈增多，萍西区的农村斗争迅速发展，由宣传到行动。这一时期农民的革命行动主要有下面几种：

　　一、组织团体，布署任务。在区委和区、乡农协会的领导下，分别组织了少年先锋队、女子联合会、儿童团等群众团体。并对这些团体及时布署了斗争任务。如少先队的任务是站岗放哨，协助农会维持地方秩序、监视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突击发展生产等。女子联合会本着以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利益，争取妇女解放为宗旨,领导妇女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发动妇女做军鞋、探听情报、传送文件、烧茶配药等。儿童团的任务是监 视敌人破坏农会或聚众赌博的坏分子，并替农会通风报信、传递条子，向土豪劣绅罚款,收集民间铁锤、破锅和废旧钢铁等。

　　二、清算。土豪劣绅经手祠堂、育婴会公款，极大部份是从中侵蚀。如一九二七年三月西三区清算了凫田的漆育文、漆湘琴等豪绅,西五区一千多农民清算了段敬之所管的育婴会，清出了段敬之贪污的一千多担谷，同时农会还追回了不少赃款分发给贫苦农民。并且还没收了神祖祈会，将其灯会、包公会、真人会、祠会的租谷予以没收，救济贫苦群众。农会向土豪劣绅清算，当时的意义不在于追回款子，而是打掉土豪劣绅的威 风。因此，他们在没收土豪劣绅的资财中，纪律严明，并向农民宣布：没收的资财一律归公，任何人不能例外。

　　三、示威。农会统率农民大众，向为富不仁的土豪示威， 拥入其家，杀猪出谷，没收他们的不法资财。一九二六年九月东桥举行了第一次农民游行示威，一万多农民群众，有的背梭标、鸟铳、土炮，有的手拿大刀，也有削竹竿充当武器，四处张贴标语、宣言、布告。同时还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扮成豪绅、烟鬼、赌痞、放高利贷等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这次游行示威团结了广大农民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四、解除农民的经济束缚，坚持实行减租减息和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农会成立以后，农民首先要求减租减息和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萍西区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并展了以减租减息为主要的经济斗争。农会规定一律实行二五减租，利息减半，取消包陇制和富农的中间剥削，取消佃户向地主送年节礼，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农民从经济上打击了地主阶级，既减轻了封建剥削,又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农民革命的积极性。

　　五、平均地权，没收地主豪绅和祠会的土地，打通田土地界，统一丈量，实行共同耕作。

　　六、保护农业生产，禁止田中造屋和埋葬坟墓，禁止砍伐田边林木，不准宰杀耕牛。

　　七、提倡婚姻自由，取消不合理的婚姻习惯，禁止虐待媳妇，取消封建婚礼，结婚不用花轿和吹鼓，实行文明结婚。

　　八、办夜校。在农会的领导下,沟龙头办了一所醒民夜校， 实行半耕半读。下午组织成年男女上学，晚上组织青年男女上学。课程设有语文、政治，唱歌等科目。接着西五区在石壁头也办了一所成年妇女学校，由于这种夜校既不耽误农业生产， 又能帮助农民学文化，学习革命道理。为了解放妇女生产 力，提高妇女的社会活动，还学习缝纫等专业，很受妇女欢迎。

　　九、修塘坝、道路，便利交通。大路增至七尺宽，小路增至五尺宽。这种劳动除农会组织农民参加外，还强迫勒令土豪劣绅参加。这一时期的农民革命斗争，由于在萍西区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节节胜利，为以后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萍西农民运动发展的新阶段

　　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前后，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革命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泽东同志考 察湖南农民运动到达醴陵。这时，仅湖南农民协会的会员就达二百万，农会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万人,到五月，农会会员达六百万。农民群众向地主豪绅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把几千年封建统治打得摇摇欲坠，把豪绅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使农会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并迅速建立了革命的武装队，农民取得了减租减息、批判宗法制度等斗争的胜利。三月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在这一大好形势下，帝国主义眼看自己所支持的封建军阀纷纷垮台，自己所依靠的封建势力土崩瓦解。于是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叛变。接着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使革命遭到了巨大损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高潮转到低潮。这时，萍西区的农民斗争和全国一样转入到低潮。一时，土豪劣绅乘机制造谣言，捣毁农会，捕杀革命群众。萍乡的反动派攻打萍乡西路地区的农民协会时，逮捕了西三区、西五区农会负责人邓卓群等人，无数的革命群众遭到惨杀。

　　但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萍乡人民，在安源市委的领导下，不仅没有被吓倒、被屈服。相反地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也就是萍乡“六五”事变发生不久，党组织及时组织了数千群众，携带蓑衣斗笠，高举灯笼火 把和梭标等武器，于头天断黑出发，前往萍乡县城营救邓卓群等革命同志。第二天天刚麻麻亮进入县城，将萍乡县政府团团围住，高呼口号，要求释放邓卓群等革命同志、伪萍乡县政府在声势浩大的群众面前，被迫释放了邓卓群等同志。邓卓群出狱后，继续和刘型、张汝全、徐培勉、刘辛元等同志一道进行秘密串连，于七月间恢复了萍乡西区党的织织，并在经过这次白色恐怖的斗争中，吸收了一批工农群众参加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党的队伍。党组织恢复后，党的机关仍设在塘下，继续领导农民进行斗争。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参加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后，回到湖南。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会议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东赣西一带举行秋收起义，并成立了领导秋收起义的党的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九月初，毛泽东同志从长沙到安源，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具体部署了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这时,萍乡西路农民在安源市委的领导下和湖南省委潘湘早同志的直接指示下，积极配合秋收起义，印发了“告农民书”、“告工商者书”等宣言，并四处张贴“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打倒资本家，保护小商家”等标语口号。

　　九月十日晚，霹雳一声暴动，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在安源张公祠集合。战士们身背着大刀、腰束着土手榴弹、肩上扛着钢枪、梭标，在团首长作了简短的讲话后，起义队伍开始向萍乡县城进发。

　　这天晚上，萍乡西路成千上万的农民高举火炬和红旗，配合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暴动，他们高呼着口号，封闭了当地土 豪劣绅的粮仓钱柜，烧毁了土豪劣绅的房屋。平时不可一世的土豪劣绅一个个吓得屁滚尿流，藏在山坡土穴里。当农协会员 把“清乡委员会”头目黄序云、陈其三、陈洪樵等反动家伙从土穴里抓出来的时候,当众宣布了他们的罪状,就地斩决了。

　　斩决罪大恶极的黄序云等家伙后，秋收起义队伍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对于那些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豪绅、地痞等 反动家伙，一概就地斩决，并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据统计，在这次起义中，斩决不法豪绅十余人，地痞和反革命十余人,烧毁豪绅的房屋十余栋，狠狠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使革命再度掀起高潮。

　　通过这次斗争，萍西区被反动势力摧毁的农协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这年的十月，将原西三区、西五区农民协会合并成西五区苏维埃政府，由邓卓群兼任执行委员长。这个区所管辖地点为上沸水、下沸水、大桥、鸭路、上凫田、下凫田、沟龙头、山塘埠、王头冲、詹家山、洴村、茶背村、杜石龙、高仓、高古境、南岗、东桥、南岭下、泉塘下、草市、边山、沿塘、南岸、杨源、湾溪、香株、厚田、石壁、河西、双江、界头等 三十余个乡。同时，女子联合会、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革命团 体，也得到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随着农协会等组织的恢复，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接着就着手成立了工农军队，将农会会 员按军事组织的形式，编成一个团，贾克仁任团长，汤克正任 总指挥。下设三个营，九个连，连排班基本上按段、组编定。这支武装队伍，白天挥起锄头生产,一有情况立刻拿起梭标、鸟铳战斗。这支武装队伍武器来源，由苏维埃政府布告民众，收集民间武器,收缴地主武装。郊下陈作龙一次缴来土炮六支、来火枪二十多支；洴冲刘家祠堂缴来土炮八支、来火枪二十多支。

　　一九二七年秋，安源市委派安源工人颜雨三、颜云三潜入排上保安排,巧妙地干掉了伪排长，率领二名武装起义的人员，缴获了步枪四支，子弹数十发，这是当时萍乡西区地方武装唯一的新式武器。

　　为了生产更多的武器和弹药。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区苏维埃政府还办了一所兵工厂，开炉铸造、制造来火枪、鸟铳、 梭标、大刀等武器，还设立了硝磺局，组织供应硝磺、弹药等。

　　随着农民运动的恢复和深入开展，农民迫切要求土地的分配和胜利果实的分配。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一九二八年春实现了共同耕作制度，农会领导农民没收了土豪劣绅和祠会的土地,统一丈量,打通地界，实行土地、耕牛、农具、肥料为农民共同所有，由农会统一分配。为彻底摧毁反动的经济基础，并将土地分成若干段，每段设段长一至二人领导生产，各段农民以锺声、梆声为号，一同劳动，一同休息，所收果实，统一分配。同时，推行了因地制宜，精耕细作，这些对发展生产和农民运动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农会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举行过年庆祝活动，分配胜利果实，进行优抚工作。农会一面安排受罚土豪劣绅对象，打开他们的粮仓，宰杀牲猪；一面组织群众十户为一组，排着队伍，挑着箩框,高举火炬，扬旗打鼓， 把果实挑回家。当时分配的原则是，稻谷由贫苦农民自己挑，有挑一担的，也有挑二担的。猪肉则按人口分配，每人两斤。这次分配果实的活动不仅打击了土豪劣绅的气焰，而且使农民欢欢喜喜地过了一个好年。

　　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萍西区和小西区区委领导人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建立一支能够集中统一的、战斗力较强的革命武装作骨干，以便结合广大群众，战胜敌人。这支骨干队伍，由刘型等同志负责指挥，曾出征醴陵，进攻攸县，围剿腊市、下埠。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攻开下埠，带洗腊市，前进萍乡，打通通往安源的路线。在这个口号的指挥下，战斗非常频繁，几乎三天一小战，五天一大战，战斗一停下来，同志们又继续作好备战的准备。这期间，进行了几次大的战斗。

　　出征醴陵。一九二七年冬,贾克仁接到湖南省委的指示后，带领三百余名骨干武装人员，配合醴陵县南三区，南四区的武装队伍，二次进攻醴陵县城。

　　进攻攸县。湘东（指湖南东部）保安司令罗定，是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并经常带领反动士兵骚扰东桥等地。一九二八年农历正月十九日，由邓卓群、余淑烈等同志带领武装队伍数百人配合攸县地方武装以及醴陵县潘疆爪同志领导的一、二万人攻打罗定的保安司令部。在这次斗争中，邓卓群部缴获了敌人一匹大黑马，胜利而归。

　　当时对西三区威胁最大的是“八胡子”组成的地主武装和廖洪章的反动团队，以及下埠的黄序柏的地主武装，为了消灭这股反动势力，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保卫农民协会，西三区在张汝全、刘型、贺鸣和、贾克仁等同志领导下，进行了多次英勇战斗。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农历正月初八日）晚上，我军三千多人分三路进攻腊市，中路由张汝全、刘型等率领向宝山、大路里挺进。一路由邓启咸、邓启明带领三百多人走坑背和官陂革命武装会合后，向磨形前进。另一路由邓卓群带领往寨下，大山田，上珠岭挺进。当晚战士衔枪疾走,将腊市反动武装团团包围，四面山上人山人海,喊声震天,土炮雷鸣,火光冲霄。战士徐美田同志身强力壮,四个人才能抬起的松树炮，他一人接连发了十三炮，打得敌人哭爷叫娘，最后因他精疲力尽，炮筒向后一翻，徐美田同志壮烈牺牲。

　　腊市被我军攻下后，由于醴陵李策群带领的醴陵地方武装因路远来迟，至使廖洪章与地主武装埋掉枪枝弹药匆匆逃命。我军追至敌军驻地，火烧了挨户团的驻所彭氏宗祠，战斗一直坚持到天明。后来敌人发现我军枪枝少，其余尽是梭标、大刀、鸟铳之类武器，于是疯狂地向我军反扑，这时，我军拿起在晚上战斗中缴获到的独响一枝，随即撤回。

　　二月四日（农历正月十三日），匪军唐字二营长领队向我军清剿，在敌众我寡、武器优劣的悬殊下，我军未与敌交锋。敌人脑羞成怒，沿腊市、上珠岭、东桥、沿塘、沸水、排上一带尾追，敌人每到一处就杀牛、抢东西、毁庄稼、放火烧屋，扬言要“血洗萍西区”。据统计放火烧屋就有四十八栋，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为了击退反动派的进攻，半月后张汝全等同志再度发动进攻腊市，由邓卓群任总指挥，贾克仁任前敌总指挥，部队从三个方面攻打，官陂方面武装绕麻山抵腊市，排上方面武装往石灰山挺进，东桥方面武装往大路里进攻。贾克仁带领游击营一百多人，连长易接田带领工农武装一百多人前往进剿。由于部队失去统一的指挥，官陂方面武装攻克麻山后返回，排上武装半路而返，剩下东桥方面武装孤军作战。由于当时天已破晓，敌人发现我军人少，紧急鸣锣集合队伍，追击我军，这时东桥武装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贾克仁同志带领战士，迎战包围之敌，最后因枪枝卡子失灵，被敌俘获，从容就义。连长颜汝三及数十名战士也光荣牺牲。幸好这天雾大，剩余战士突围返回。这次战斗虽遭失败，却也狠狠地打击了廖洪章带领的团防队。

　　腊市战役之后，湘东、老关、下埠、腊市等地的反动地主豪绅，见到农民如此强大，大为恐慌，便联合在一起，企图镇压农民的革命运动，消灭我军有生力量。当时党组织考虑到这些反动势力若不及时予以摧毁，势必给革命带来很多麻烦。于是这年三月五日（农历二月十四日〉晚上，在刘型、张汝全、邓卓群的领导下，白竺、官陂、鸭路、龙泉、界头、上村、中村、坑背、拓村、郊下、沿塘、排上等地农民，加上醴陵南一、二、三区农民武装聚集一万多人，在排上一个叫贼古坡的地方开会，商讨对策，决定进攻下埠反动靖卫团黄序柏的据点。

　　战斗打响了，我军分三路开始进攻，中路先锋队（白竺、中村、官陂等地农民），由于忽视敌人的力量，事先未派向导，长驱直入到下埠垅中，中了廖洪章保安团和下埠反动靖卫团的埋伏。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军仓促应战，伤亡二百多人，张德芳和巫玉云、巫申和父子等同志也在战役中牲牺。整个战役遭到挫败。

　　下埠战斗失败了，这次战斗取得了教训，打仗不能光凭一时热血冲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死拚硬干和盲目瞎干都是有害于革命的。

　　下埠战斗失败后，萍乡方面的反动势力更加狂猖，他们一步一步向萍乡西路农民进逼，刘型等同志于是决定带领数百名战士向萍攸边境发展，并于三月八日（农历二月十七日）发动了官陂、中村、龙泉等地一千多群众攻打萍攸边境的敌人，此次战役杀死土豪劣绅十余人，获得大批物资，我军无一人伤亡。

　　由于反动军队步步逼进，刘型同志于是又带领队伍进入醴陵南二区，与醴陵南二区区委书记易苗会合。并期待其他革命队伍来会合。期待几天没有其他队伍来，刘型只好带领队伍，由易苗护送到白竺，途中又遇罗定部一营军队，于是和敌人打了一场遭遇战。在我军的猛烈进攻下，罗军狼狈逃窜。我军回到东桥，又遇敌人“围剿”。从此，刘型带领队伍白天打游击，晚上行军。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刘型带领二、三百人转战攸县、莲花、永新等县之间。最后上井岗山，编入红四军三十一团第一营。刘型任一营一连党代表。

　　下埠战役失败后，刘型带领部队转战萍、醴、攸边境时，廖洪章勾结湘东保安司令罗定分路向萍乡西路地区进剿。并纠集地方豪绅和地痞成立反动挨户团，到处搜捕革命领导人和革命群众。张汝全、邓卓群、汤佩伯等在反革命围剿中均被捕解送萍乡监狱。三月间，萍乡保安团和地主武装加紧镇压农民革命运动，收买叛徒，以便为尔后的反革命进剿扫清道路，傅告子就是在这关键时刻叛变革命，投奔腊市八胡子，打着招募的红旗，冒充革命同志，在东桥沟龙头一带活动叫喊：“愿当土匪者留，愿革命的随我来”。余淑烈、徐人伟、徐培勉、朱伯益等一百二十多名革命同志一时不明真象，被骗入募。行至腊市时，被事先埋伏好的机枪和反动步兵团围住被捕，转解萍乡监狱。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张汝全、邓卓群、余淑烈、朱伯益、汤佩伯等五位同志在狱中经受了种种酷刑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萍乡大西门外。张汝全全家也同时遭到反动派杀害。其他在狱中的同志直到一九三〇年六月黄公略军队攻下萍乡城时才出狱。他们出狱后继续高举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踏着烈上的鲜血，又前仆后继地英勇战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