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国近代的帮会，是封建性的民间团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的产物，它的盛衰，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相联接。在中国社会历史上，青帮、洪帮是清代以来历史较久、分布较广、影响较大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在一些进步人士领导或影响之下，有的与农民起义或工人运动相结合，团结、互助开展斗争，进行过一些反清、抗日、反蒋、反汪、同情或支持革命的活动，起过一些进步作用。但是，由于青、洪帮中加入了官僚军阀、警特、豪绅、地主及一些政治野心家，并且常常居于领导地位，形成一种“党政军帮，路路皆通”的气势。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内各派反动统治者以至帝国主义侵略者，又大都与帮会首领有着彼此依存、狼狈为奸的暖昧关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后，帮会更成为蒋介石政权组织的重要社会支柱。抗日战争时期，某些青帮首领及其骨干分子，受日寇特务机关各种小恩小惠诱惑和金钱收买，在敌占区及大后方，进行着一系列破坏中国抗战的汉奸阴谋活动，成为出卖祖国、背叛民族利益的流氓、汉奸集团。解放战争时期，蒋政权利用帮会组织的秘密性、宗派性、排他性及其浓厚的封建、迷信、保守、反动的色彩，进行“防共反共”活动以及压制工人、农民、学生的进步运动，为非作歹，欺压良民，成为社会上一股恶势力。
解放前，萍乡青、洪帮盛行。像我的老家湘东、浏市一带，一些保长、商会长、殷实商户、跑口岸的生意人、船民、甚至码头工人，大多数参加了青、洪帮。土地改革时，在土改工作队的领导下，我曾参与过瓦解和取缔帮会的工作，找了许多帮徒谈话，了解到青、洪帮的一些内幕。去年以来，我又查阅了市档案馆、市公安局、萍矿公安分局、市总工会、市图书馆等单位的大量档案资料，在萍乡城内先后走访了15位熟悉帮会情况的老人。现就所见所闻，撰写此文。
一、青、洪帮的起源和演变
（一）洪帮
洪帮，又称洪门、红帮，是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之一。、，由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演化而成。在国内有“汉留”“三合会”、“三点会”、“天地会”、“哥老会”、“阁老会”、“添弟会“、“大刀会”、“小刀会”等不同名称，在国外则有“致公堂”、“洪顺堂”、“义兴堂”等等名称。因地制宜，随缘而异其名。据传说，明末，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镇压农民革命。清军趁机颠覆明朝，统一中国。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退守福建东南一隅，率兵攻取台湾，继续抗清。为了团结对敌，于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在台湾创立“金台山”、“明远堂”，这是洪门开山立堂之始。
洪门的秘密口号为“明大复心一”，反过来为“一心复大明”，目的是“反清复明”。同时根据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号的“洪”字，对内称“洪门”，并把洪字拆为“三八二十一”作为会中暗号。洪门因“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故称为“天地会”，又名“三合会”、“三点会”，军名三合军，取天时、地利、人和之义。
洪英是洪门的开山祖。
初期的洪门组织路线是吸收上九流，即所谓“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地理四流推，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因为它明确提出了反对满清政府的主张，深得明末遗老们的同情和下层人民的拥护，发展迅速，势力逐渐由福建、台湾等沿海地区扩展到珠江、长江流域、黄河南北、云贵高原以及东北地区。后来到了近代，其组织成员多为农民、手工业工人、城乡劳动者和游民无产者，进而扩大到现代产业工人、知识分子，以至中小民族资本家等阶层。
“洪门”是反对清朝统治的秘密组织，故清政府对其防范甚严，一经发现就要逮捕杀头，抄家灭族。因而当时在城市插足困难，只能于穷乡僻壤占山立寨，招兵买马，故有“洪帮占山，青帮占水”的说法。“洪门”为了生存和扩大组织，在按市里另设“礼门”，借戒烟、戒酒、戒赌、戒嫖的名义发展自己的势力。“礼门”首领通常不以真意告门徒，至命终时始以反清复明宗旨密告衣钵传人。此外，“洪门”还以神道设教的方式发展组织。
“洪门”成立后，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曾有林爽文起义。鸦片战争后，在湖北、湖南、广西、广东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各地天地会首领陈开、李文茂、黄德美、黄位、林俊、刘丽川、朱洪英、胡有禄、朱九涛等先后在各地起义。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年，该会各派中有的参加过早期的工人斗争，反洋教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有些地区的派系参加了同盟会领导的多次起义。但是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洪门”的反清意愿实现了，这类秘密团体的组织形式也涣散了，形成了诸多的江湖流派，有的搞些生活互助活动，有的为反动势力操纵利用，成为恶势力割据的工具。
（二）青帮
青帮，也是清朝民间秘密结社组织，有罗教、清帮、安庆、安清、三番子、安亲、家礼、临济道、安青等不同名称。据传说，青帮起源于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是从佛教第六代祖分化出来的非佛教支流帮派组织，它尊金幼孜、罗清、陆逵为“前三祖”，翁雍（也有叫翁严、翁岩的）、钱坚、潘清为“后三祖”。它的早期组织原是清代漕运水手中的一种行会性的秘密结社，最早是由安庆地方的粮帮开始的，后来才逐渐普遍于其他粮帮。“青帮”这个名称大约是光绪年间定下来的，他们以结帮，为清廷运粮为手段，籍运粮名义，往来南北，结交四方豪杰。清帮兴盛时为十大总帮（光绪十二年重开漕运后有江淮泗帮、兴武四帮、兴武六帮、嘉白帮、嘉海卫帮、杭三帮等六帮），计有一百二十八段半，封门徒一百二十八人为码头官，共有船只九千九百九十九只半（所谓“无半不成帮”，半只是脚划子）。最初的目的是保卫自己的利益，针对官方的盘剥、欺凌进行抗争。他们彼此讲团结、讲义气，小则在生活上、工作上互相帮助，大则聚众闹事。据说，“洪门”曾派翁、钱、潘往北京坐探清廷消息，后翁为清廷所获，投降变节，另组“安清帮”，将组织中横的关系变为纵的关系，由兄弟叙义改为师徒相传，为清廷护运军粮，兼做谍报工作，成为满清政府的鹰犬。因此，在这一时期，“洪门”视青帮为叛徒，经常仇杀。太平天国时，青帮被“洪门”杀了五十六个码头官，剩下七十二帮半。所谓“由青转红，挂彩披红，由红转青，剥皮抽筋”的谚浯，就是两个秘密结社之间互相仇杀的反映。海运开通后，粮食由轮船直运关津，青帮就在上海、天津等地、长江下游吸其它通商口岸建立帮会组织，并在水旱两路发展帮徒。辛亥革命期间，青帮在上海成立“中华共进会”，曾受袁世凯的指使，刺杀宋教仁。1927年又受蒋介石豢养，直接参与“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蒋为了表彰黄金荣及其徒众的反共殊勋，特委任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开始了帮会上层流氓走上政客化的道路。抗日战争期间，一些地方的青帮，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利诱下进行汉奸活动，如上海青帮头子、大流氓张啸林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特务密谈，拟出任浙江省省长，为爱国者所处决。后来，青帮又与军统特务相勾结，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与军统特务头目戴笠结拜为兄弟，在蒋介石的提携和帝国主义的扶植下，竟至成为举足轻重的“党国要人”。
二、青、洪帮在萍乡的活动
萍乡的洪帮，究意由何时何地传入，无从查考。据《昭萍志略》记载，清咸丰四年四月初六日（公元1854年5月3日）至同治九年（1 870年）9月，太平天国军队曾先后多次攻占萍乡，并在伞铺里、芦溪、宣风、黄土岭、葡萄岭、三里头、草市等地多次和清军激战，后因兵力不敌败退。
清光绪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1892年9月18日），萍乡、醴陵、宜春、万载、安福、莲花等县的哥老会，以邓海山、罗凤冈、李保山、黄仁伢等人为首，聚众八、九千人，在萍乡县属的大安里，举行以“反清灭洋，镑富济贫”为宗旨的农民起义，历时二十多天，先后在芦溪、上埠、高坑、湘东、宣风、沂源等地与清军和地方团练交战十余次，后因武器低劣、军事素质差和叛徒出卖，起义惨遭失败。
清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1906年12月4日）在湘赣边境的萍乡、浏阳、醴陵地区，爆发了由同盟会策动和领导的，以会党徒众为基础的，旨在推翻帝制，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大起义。同盟会会员蔡绍南和洪江会“大哥”龚春台等人参与和组织了这次起义。起义遍及于萍乡、浏阳、醴陵、宜春、万载、修水、衡山、湘潭、平江等十多个县，与清兵鏖战匝月，交战二十多次，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民国十一年（1922年）安源大罢工前夕，安源工人中大多数参加了洪帮。洪帮头子就是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是他的徒弟。矿上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他们又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欺骗工人。李立三同志在安源，就曾利用洪帮的关系进行工人运动。罢工前，李立三同志买了礼物去见洪帮头子，洪帮头子很高兴。喝完鸡血酒后，李立三同志提出要罢工，要他讲义气，多帮忙，要求在罢工期间：1、鸦片馆关门；2、街上赌摊收起来；3、不发生抢劫案。洪帮头目连拍三下胸脯说：“第一点我包了，第二点我包了，第三点我也包了”。并将一、二两点写在布告上，当时社会上震动很大，也给安源大罢工起了一定的支持和推动作用。有的洪帮小头目还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湖南人王炎又在萍乡发展帮徒。
萍乡的洪帮，大体有：彭麟的金龙山；张世家的金钱山；杨忠垣的终南山；郭敬秋的大汉山；朱德贵的卧龙山等等。他们结成一帮，分霸各方，纠合地方痞棍，进行一些危害革命、危害社会的活动。当时，萍乡城内由姚炳模、刘炳光负责，湘东由李善初负责，浏市由王永盛负责，南坑、芦溪由唐义宗负责，安源由何明远负责，上栗由胡友香负责，宣风由万全负责，赤山桥由王溪输负责。解放前夕，洪帮仍在发展。1949年4月间，萍乡军警联合稽查处成立后，彭麟任副处长，张世家任工作队副队长，大多数队员是洪帮分子。彭麟、张世家、杨忠垣多次在衙前“振兴花纱号”，萍城彭麟、杨忠垣、陈映斌家里，土城陈绍明家里，长潭陈明山家里开堂收徒，发展帮会成员。有的洪帮分子系“专任调工”、“兼任调工”或“义务调工”。以其社会职业为掩护，接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任务和津贴，干着特工的罪恶勾当；有的帮会骨干分子分别参加了“军统潜萍组江西保安处情报十分队”、“军统江西保安处赣西边区情报站”、“中国国民党戡乱委员会国特室赣西区办事处”、“江西武功山绥靖公署直属突击队”等反、特组织，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活动。
青帮，究竟何时传入萍乡，现在也无确切资料查考。民国十七年（1928年）谭任昌、林孟竹、谢怀仁等曾在南台书院（现南台小学）脚下黄九兴家开堂收徒。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许克祥部队的排长、江淮泗帮悟字班熊志国来萍乡，暗中代师收陈明生等为徒弟。民国二十六年冬（1937年），国民党军官、嘉海卫帮悟字班邹桂荣回到萍乡，公开发展。一方面发展国民党第二行署专员危宿钟之叔危杰云等为帮徒，以壮声势，一方面筹款由邹桂荣赴北京进行联络。1938年春，邹桂荣从北京带回青帮“光明月刊社”的公函，向萍乡县政府备案，并在危杰云家成立“光明月刊社萍乡分社”，由危杰云任社长，陈云鹏、陈明山为副社长，还设有总务（肖瑞甫负责），财务（姚树藩负责）等职，公开开堂收徒，入帮者每人交银元二元，发一本《本帮进家证明书》，盖上分社长、副分社长私章。有钱者还交银元，在《安亲系统录》上刊名。1938年6月出版的修正《安亲系统录》第四期下册中，萍乡就有党、政、军、警、商、工、教育界23人刊了名（其中有江淮泗帮陈明山、熊志国等7人，兴武四帮危秉宣等3人，嘉海卫帮危杰云、邹桂荣等13人）。以后，危杰云、熊志国、邹桂荣、林孟竹、谢怀仁、廖少云、魏子卓、陈明山、文毅、袁镇国、彭济、吴渭川等多次分别在各地开堂。据了解，北正街姚明公祠（现北星小学内）、萍城邹桂荣、彭麟、陈载芝家、长潭陈明山家多次开堂，发展帮徒。当时，萍乡主要是悟、学两个字辈。头目有危杰云、林孟竹、谢怀仁、吴渭川、彭济、熊志国、李增、陈明山、舒斌、王雨立、蔡犹平、易赞群、吴烈、刘鹏等。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表面上也取缔青、洪帮会，但只是“聋子的耳朵”，不起作用。1943年9月2日，国民党萍乡县党部根据省党部的指令，曾向各区党部、区分部、直属区分部发出代电，对青、洪帮提出三点处置意见：（一）应遵照中央指示三原则妥善认真处理；（二）应使党员认识帮会组织为中国社会之病态，其与之原无关系者不得与之亲近，其已有关系者应当疏远并设法脱离；（三）以后征收党员对帮会分子绝对不予入党。1944年，蒋介石在报刊上公布：通令取缔帮会，凡党政军人员参加帮会的撤职，并劝帮会中人自动登记退出。1945年1月19日和1946年5月6日，伪萍乡县政府先后两次在《群报》上公开发布取缔帮会的训令，指出：“青红帮会，煽惑愚民，秘密结社，恐吓诈索，横行无忌，行同盗匪，扰乱治安，危害人民……致使社会秩序日益混乱，社会安宁渐呈恐怖”，通知各乡镇严加查禁，参加上述帮会人等应向该管乡镇公所办理自首手续。当时，也逮捕关押了少数帮会头子，登报声明后获释。但帮会分子仍然可以秘密或半公开的开堂收徒。
1947年春，由保密局郑介民、毛人凤建议，成立“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简称“新建会”），作为团结各地帮会的中心机构。萍乡也不例外。1942年3月22日，假《群报》社为办公地点，成立“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萍乡分会筹委会”，内定军统特务分子刘炳光为书记长。同年4月间，在萍乡大成图书馆召开成立大会，以青、洪帮分子为主，参加大会的有四五百人。县长曾敬持、县党部书记长肖造时、县参议长肖家修均登台讲了话，并有萍乡县商会等二十三个单位送了锦旗表示祝贺。会议最后决定：萍乡分会由刘炳光任书记长，王远松、文廷益为副，陈云鹏、刘家贵、张芳、游振益、危杰云、彭吉、杨桂林为干事，尊县长曾敬持为指导员，魏子卓任督导（魏是省里派来的，分管赣西几个县）。还推出理事二十七人，其中常务理事十一人，监事二十一人，其中常务监事七人。理事会下设：组织（游振益负责）、社会（文廷益负责）、总务（陈云鹏负责）三个股。当时还计划，凡参加“新建会”人员，每人凑银元一元进行集餐，后因青、洪帮头目对“新建会”中领导职位安排问题互相争权夺利，争吵打架，结果集餐没有举行，会议不欢而散。“新建会”成立后不到半年，即被萍乡县政府下令封闭。后又另组“新建转运公司”，直至萍乡解放才解散。
国民党统治时期，萍乡地区参加青、洪帮的人数众多，帮会的触角伸向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上至地方上的党政要人，下至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有的县长、区长、乡长、保长、商会长、县参议员、政府官吏、乡绅伪军、封建把头、戏剧科技人员、富户殷商子弟、刑警稽查、乡丁保西、赌徒、烟毒贩子、妓院、戏院和饭店老板、星相医卜、船民脚伕、流氓打手，甚至正当商人、肩贩、教师、工人等，有的也参加了青、洪帮会组织。据调查座谈访问，他们参加青、洪帮的动机和原因，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怕受欺侮，怕敲竹杆，寻找靠山，保障自己的切身利益；（二）争权夺利，扩张势力，打帮会旗号，谋个人利益；仗势称霸，仗势欺人，仗势干那些伤天害理的黑营生；（三）想沾便宜，多捞外块，认为出外谋生方便，跑码头吃得开；（四）借重帮会牌头，希望多交几个有钱有势的朋友，以便在工作上有人帮着说话，业务上得到便利，生活上互相帮助；（五）不知内情，受骗加入。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所谓参加帮会的“好处”，什么“义气千秋”，“千里不要柴和米，万里不点灯油”，“帮丧助婚，济困扶危”，“行要让路，坐要让位”等等。许多人了为保产、保家、保自身，是受蒙蔽、受欺骗参加帮会组织的。事实上，绝大多数帮徒是受帮会首领或师父控制和利用，和帮会头目有着本质的区别。
调查反映，过去青、洪帮对于萍乡的社会影响是比较大的。国民党统治当局，利用帮会流氓势力，让其充当爪牙，干一些毒化人民、危害社会的罪恶勾当。
（一）破坏我党地下组织，杀害我革命同志。如张世家，既是洪帮头目、又是国民党特务、萍乡反共靖卫队大队副、萍乡县政府稽查、伪警察局行警组长。他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利用门徒作帮凶，刺探情报，监视进步人士，诱杀、捕杀或暗杀我革命同志。据有关资料记载：经他手杀害的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及革命群众就达二十六人之多。青帮骨干分子陈载之，化名孟相推，担任“中国国民党戡乱委员会国特室赣西办事处”副主任，和匪首刘汝霖一道，以麻山、丹江为活动基地，积极扩充组织，分别委任反动骨干为萍乡、宣春、清江、上高、泰和、吉安等十二个县的“地下县长”，并于1950年6月1日以匪特组织名义向我县人民政府发出恐吓信，印发反革命标语和反动传单，策划暗杀我革命干部，企图推翻我人民政权。洪帮骨干分子童仁杰，任“江西武功山区绥靖公署直属突击队”队长，在浏市冬瓜石曹石灰棚里开会，积极发展组织，策划刺探我军情报，企图抢劫民财，夺取枪支，与我解放军对抗。
（二）依仗反动势力，剥削压迫工人。有的帮会头目，又是封建把头、恶霸打手，与稽查行警同恶相济，形成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如封建把头、帮会头目文松林、朱德贵、陈昌云、魏子卓、郭敬秋、王大沅等，任意打骂开除工人；奸淫工人妻女；结成所谓“三十六友”白马会、“四十八兄弟会”、“十八罗汉”、“二十八宿星”等势力集团，进行派系活动，分化工人团结；克扣工人工资，工人二十斤米一天的工资，只发给七斤；拖延发放工人工资，将其存入银行或钱庄放息生利。在物价飞涨、纸币贬值的旧社会，工人劳动一天，工资被七折八扣，所剩无几。萍乡西站箩脚行，是在萍乡火车站从事装卸、运输业务的工人组织。把头张世家、危杰云等，自己不劳而获，除了净得一份工资外，还可“卖扁担”，将空头名额卖给无职业的劳动者，除从中索取“扁担钱”外，还可以从“买扁担者”工资中抽取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收入归自己。逢年过节，婚丧喜庆，工人还要送礼送物，否则，“扁担”就不知什么时侯被人“顶替”
（三）勾嫖串赌，藏垢纳污。旧社会经营旅馆、饭店、酒楼、剧场，澡堂、妓院、烟馆、赌摊的人，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脑子灵活，江湖门路清楚。他们大多数是青、洪帮头目或骨干分子，手眼通天。尽管国民党政府也明令禁赌、禁娼、禁烟，可他们仍然我行我素。有的暗设耳目，刺探过往客商，从中做些手脚；有的以色相引诱顾客，为操皮肉生涯的娼妓拉皮条，招揽生意；有的贩卖烟土，秘密销售鸦片毒品；有的开庄窝赌，集赌抽头，输打赢要。很多劳动人民因为吸毒、赌博而弄得生活困难，或酿成家庭纠纷，甚至自杀。
（四）敲诈勒索，强赊滥骗。如1947年春节前夕，帮会头目文××和袁××，见刘质才开刘合发布匹百货店赚了钱，就串通流氓打手写匿名信。胁迫他拿出一千元按时送至指定地点，否则，就要杀人放血。刘质才害怕，转托帮会头目文××、袁××从中斡旋，文、袁等做好做歹，答应由刘借给一千元，几年不算息，才算了结。又如有一次，彭麟的儿子不买票强行去戏院看戏，验票人员阻拦了他，捅了马蜂窝，彭麟带枪闯进戏院，喝令戏院停锣停演。上商店赊欠货物，长期不还，更是这些人的家常便饭，店家也不敢催讨。有的还发“秋风”帖子，三节（春节、端阳、中秋）两寿（师父师母生日），帮徒要送厚礼“孝敬”师父。外地有影啊的帮会头子来萍，帮徒要集资送礼。如有一次，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的保镖来萍，帮内人员每人凑钱送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盘程费”。旧社会一些私娼（萍乡城内大多聚居在甘家巷、居仁巷、磨盘石、育婴街，两眼塘一带），为了能在市面上混得下，少受刁难，也要给帮会头目送礼送物，甚至无偿提供性生活方便。
（五）串通作弊，坐地分赃。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萍乡，大至县城，小至乡镇，凡市面稍为繁盛一点的，大多为帮会势力所及，他们分疆划界，各不相犯，每一码头必有一帮会头目为首。凡此势力区域内种种不法营业，莫不为他们所包揽。此为“占码头”，属帮会的固定“经营”。一些演戏法的、卖拳头的，以及巫医、相命、扒窃等一切江湖之辈，都要和“码头”联系，例称“拜码头”。对于扒手，洪帮称他为“黑家”、“少侄”，超级能手称“小山爷”。由外地流窜来的，来要向当地“码头”“报到”，去要“挂号”，扒窃的财物也要“孝敬”一些给“码头”的人，否则，就要被驱逐出境，有的“码头官”（帮会头目）和扒窃集团勾结一起，狼狈为奸，甚至暗中“衬底”（即暗中介绍本地情形，指引扒窃门路）；有的小偷，本身就是“码头”的徒弟，小偷得手，“码头”坐地分赃，秘密接受扒窃集团的津贴或“进水”，“黑心钱大家用”。失主报案，往往是石沉大海。有路子的人，也可以通过“码头官”领回被扒窃的财物。
（六）插手企业经营，进行走私活动。有的经营地下钱庄，翻云覆雨，扰乱金融；有的经营各类企业，或者搭股，或者委托他人生意，进行各种走私活动。如萍乡转运公司，承揽从樟树至汉口一带的转运业务，在宜春、湘潭等地都设有分公司，总头目就是萍乡军警联合稽查处副处长、洪帮头目彭麟。他以帮会作桥梁，军警为后盾，在水旱两路承包转运货物。他们利用帮会人员押车押船，沿途“码头”互相照应，沿途军警税卡徇情放行。一些客商为了旅途安全，避免旅途麻烦，往往和他们合股、搭股或者高价托运，过往码头打“神福”牙祭，以求得少受或不受损失。
※ ※ ※
萍乡的帮会头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段时间，确实气焰不可一世，它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之深，可谓灸手可热，路人侧目，解放以后，我人民政府对帮会进行了取缔。鉴于帮会人员情况复杂，对革命的态度也各有不同，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策略和方法，对帮会成员和帮会头目，根据罪恶大小，悔改认罪表现，区别对待，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经过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对罪大恶极的头目进行了严厉打击；对顽固的骨干分子给予警告或惩戒；对一般成员进行了教育改造，帮会的恶劣影响逐步到肃清。
来源：汉冶萍数字博物馆
|
|
发表于 2019-6-24 13:5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