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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辟与民国《昭萍志略》的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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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19 09:20: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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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125em]  刘洪辟《学余轩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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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萍乡市图书馆所藏《昭萍志略》

  凌焰、吴文伟

 专栏主讲人:凌焰

  主讲人简介:凌焰,男,湘东区麻山镇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现任萍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安源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萍乡历史文化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省社科项目2项,多次在市委党校、萍乡博物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市图书馆等机构举办萍乡历史文化方面的讲座。

  在清末与民国交替之际,社会也处于大变革之下,萍乡的社会状况以及民间风俗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然清末面临的内忧外患使得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虽然后资产阶级共和国得以建立,民主思潮也逐渐深入人心,但是依然没有改变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萍乡自清末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来,63年间再无修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的不稳定。

  由于距前清最后一次修志已有一个甲子之久,同治以后的萍乡近代史事几近失载,在社会转变的大环境下,“法无十年而不变,例宜卅载以重修”,旧志不过是“补阙抱残,谩说庚辰共守”,阅者“取而读之,人事互殊,法规亦异”,明清存留下来的老县志已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反映社会的变迁,需要新志来满足时代需求。同时萍乡“素称文物声明之邦,仕宦科名,历占优胜;文学政事,代有闻人”,然而查前志所记载的史料,载入国史者并不多见。近代萍乡人才辈出,“士奋风云,鸾翔凤翥,突过于前”,旧志对于萍乡近代人物传记又实在太过简陋,重修新志显得更有必要,此时,邑人刘洪辟主修的民国版萍乡县志——《昭萍志略》便应时而出了。

  刘洪辟,字舜门,号筱和,后又号廉园老人,萍北彭高乡泉溪村人,乃楼溪刘氏族人。刘洪辟生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赴京应吏部拣选考试合格,授知县,签分山西地方任用。辛亥革命后返萍任教席,后相继任彭泽知县以及萍乡县教育局局长。1942年去世,生前著有《学余轩诗稿》等多部文集。

  其实在纂修《昭萍志略》之前,刘洪辟就曾经于1925年参加过《江西通志》的分纂,但修编工作因北伐战争而被迫中断,在陈志喆所作的《昭萍志略·序》中就提到了他和刘洪辟纂修《江西通志》之事:“犹忆乙丑、丙寅间,余领江西志局,商聘筱和分纂。属稿未半,戎马生郊,此事遂废。”《昭萍志略》的编修可以看作是刘洪辟“竟前日未竟之志”。

  古人认为“著书必先定名,名与实必相副”,由于《昭萍志略》系刘洪辟私修,他认为《昭萍志略》虽然与历代官修县志范围大体相符,但仍为“私家著述”,故将其命名为《昭萍志略》,以区别于官修县志,避免将来编成付梓之后与官志混淆。

  《昭萍志略》修编始于1933年,成书于1935年,记事于旧志所起,迄于清末,参与修编的人员还有李有鋆、吴定邦、刘存一、段鑫等,多为前清举人或生员。全书共十二卷,卷一舆地志,卷二营建志,卷三氏族志,卷四食货志,卷五官师志,卷六学校志,卷七武备、选举志,卷八仕籍志,卷九人物志,卷十人物志,卷十一艺文志,卷十二艺文、风土志。该志采用志、记、传、图、表等多种体裁,资料较为翔实,体例完备,志书具体体例如下:

  《昭萍志略》总目录

  《昭萍志略》纂修之时民国建立已久,而清朝与民国体例不同,难以划一,故全书起止范围在修编之前是具有一定争议的,争议点便在于“止”于何处?刘洪辟认为“盖自清帝逊位,改政共和,五千年之帝制,遽尔告终,一切典章制度,不相沿袭,自难合并为一”,应该修纂一部志书以“总前志之成,别后来之创”,所以他将志书的范围定于清末而止,“上结帝制之终,下开民国之始。因时制宜,惬心贵当”,可以认为《昭萍志略》是一部承上启下的萍乡地方志书。


  然民国的建立毕竟不同于之前的君主制王朝,它是通过民主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新国家制度的建立加上西学东渐之风鼎盛,先进的科技和思想逐渐影响普罗大众的生活。方志作为反映地方各种情况的全方位史料,科技和思想的发展自然使得修志的方法更加先进多元,《昭萍志略》的修编自然也不例外,其修编期间正好处于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建设时期,时代背景赋予了《昭萍志略》一定的特殊性,也使得《昭萍志略》与前志有一些不同之处,是为该书的一大亮点。

  首先是地图方面,方志向来是地理专书,记载山川形胜往往以图为主要,图以象形,书以记事,在纂修过程中以图为搭配能将文字难以表达之事诠释得更加生动,使读者一目了然,记载地理沿革更是依靠地图。刘洪辟考证认为“前各志所载诸图,率多苟简,不足以传真象”,同时“旧志仅载《舆图》一幅,未免太简”。古代由于技术有限,地图绘制往往偏差较大,多为意向图,民国时期科技的传播使得制图的技术和方法有了很大进步,刘洪辟在《例言》中写道:“今绘制学发达,突过于前;模山范水,追踪邹李;应选择专家,绘为精密之图,俾新耳目而资参考。”刘洪辟在绘制地图之时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方法,聘请喻兆瀛、刘志成两位测绘方面的专家进行了精确的测量与实地考证,绘制了《县境全图和》《六区分图》《自治区域图》,坐标、方位、精度皆十分缜密细致,和前志相比有很大提升,这些图同公廨、学宫、鳌州等各为一图,汇标卷首,以便观览。

  其次则是在以往县志中从未出现过的《氏族志》,为《氏族》专门立志著略的是郑樵所修的《通志》,其首著《氏族略》,“国家所重者土地,土地所赖者人民。不有居民,土于何有?”,人民是国家之本,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更是历史的缔造者,然而在历代修志工作中,许多修志者都会忽略《氏族》,以至于包括《江西通志》在内的省志也一样缺少《氏族》。

  《昭萍志略》的《氏族志》通过氏族表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书中以区域为根蒂来分大小族,分为城区、东、南、北、大西、小西几个氏族区,固定区域按照各区域族姓户口的多寡来分次第,从姓氏到萍年代、籍贯、居住地址、户口数量、谱祠、所出贤达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对重要的地方加上附记,直观反映萍乡各个地区繁盛与否,以及大小家族的兴衰过程,既不以古代门阀世家的观点进行排位,也避免了和当时的编户制度相冲突。

  另外,《昭萍志略》中的《食货志》也较前志有所不同,“食为民所资,则户口其要领也;货以税为重,则田赋其先务也”,同治版《萍乡县志》所记载的萍乡人口共21.5万余人,与嘉庆年间相比较不过增加了2000人,刘洪辟指出这些数字都是依照户口册报所编辑的,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并非当时的真正人口数。然食有五谷、动植物品类,货有矿物、油茶、表纸、布匹、竹爆等,皆为物产,《食货志》的突破其实是在物产方面,刘洪辟认为物产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和财货关系很大。在以往的旧志中,物产往往被编入《地理》一卷中,这是不太合理的,于是另起一卷,加以注释,譬如各类五谷适合种植的土壤、适合作为药材的植物蔬菜,《食货》一志均进行分析,供民众参考。与此同时还详细记载了安源发达的矿业与萍乡近代设立公司的改良陶业,让世人对萍乡的物产发展有大概了解。

  虽然科技和思想的进步对修志工作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改变,修志工作依然困难重重,刘洪辟等人修撰《昭萍志略》的难度并不比清末王明璠修纂同治志的困难小。在当时志书修撰的详略全凭征集采访,《昭萍志略》中的职官、赋税、军事等数项由于征访之难而有缺失。

  在《昭萍志略》例言的末尾,刘洪辟就此次编撰提出了修志的四难,其中第一难为资料缺失之难,“凡关于政治者,原以公署档册为凭。兹查县署案卷,自被匪蹂躏,而后概遭焚毁,迄无存者。书空咄动,一难也”,因为兵灾,公署档案皆被焚失,清末光绪后职官的出身、履历、籍贯、到任年月、实授、署代等无从考证。第二难为交通不便之难,“地方不靖,交通阻碍;流离转徒,民靡定处;往往有阗其无人、望庐而返者,二难也”,民国时期的交通并不像现在这般便利,乡镇之中特为尤甚,况且民国只是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各地军阀还是各自为政,执政者代表着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百姓并未真正得到解放,依然居无定所,征访无果是常有之事。第三难为《氏族》创举之难,“氏族一门,系属创举,向无底册;大族世家,固可偻数,余或谱牒不具,或乡愚畏事多疑,匿谱不出,且反唇相稽者,三难也”,《氏族志》为前志所无,乃刘洪辟首创,并无资料基础,族谱资料本难寻,更有民智未开者藏谱而讥讽,给编撰增加了不少难度。第四难为资费有限之难,“事属私办,款项支缩,不能分源多人;朝秦暮楚,虚耗路费,四难也”,修志自古以来就是一项浩大的国家工程,开支巨大,而《昭萍志略》纯属私修史料,个人财力与政府财政相比是十分有限的,故刘洪辟等一干修志人员能调动的人力物力在规模上都无法与官修志书相比。

  “世衰道微,民彝泯乱,文献无征,吾为此惧,拾遗补缺,拥篲前驱”,刘洪辟组织修撰《昭萍志略》之时已是74岁的高龄,令人敬佩万分。一位过古稀之年的老人“惟念吾萍旧志所存无几,恐将来修志,无从稽考”,而不惧艰难繁琐,积极投身于家乡的修志事业,这不仅是其出于对历史的尊敬,更是因为他有一颗报效桑梓的拳拳之心。

  刘洪辟在其为志书所作的后续中自云道:“洪辟不揣持昧,邀集同人,汇编邑志,事体重大,闻者骇然,绕屋徬徨。生当绝续之交,谁任后死之责?蚊负鳌戴,显知力蹶,移山填海,或可诚通;不敢畏难而怀苟安,岂因浮言面乖初志?冥心孤往,粗定简章,派员征访,就其所得爬罗剔抉,积稿盈筪。至去秋召集设馆,一堂参校,持论龂龂。旧者改编,新者增辑;覆加审核,排印成书,免讥画虎。是役也,肇议癸酉,蕆事乙亥,寒暑载更,自晨丮夕;初矢决心,继持毅力;无米为炊,操觚以待;赖同志诸君,进行一致;此中甘苦,殆只可为知者道,难与外人言也。”可以看出,刘洪辟在初议修志之时是十分不被人理解的,人们甚至对其想法和行为非常惊讶。在修志之时,他和他的同仁更是不忘初心,以有限的私人力量一路攻坚克难,改旧增新,征访、编辑、校对、雕琢一一潜心而行,专心致志,同心勠力,完成了本该由当时地方政府主持修撰的旷世宏篇。

  如今,经过历史的沉淀,《昭萍志略》已然成为了解萍乡人文历史必读的宝贵史料,以刘洪辟为代表的修志者们的精神可敬可叹,他们为萍乡历史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不可替代,这些先辈们校书剔字的身影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心中。过去,《昭萍志略》是“大有造于萍乡,于邑乘庶有光”;未来,这部志书更将大放异彩,闪耀出新的光芒。

来源:萍乡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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