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和民国初期，萍乡电瓷厂（当时叫萍乡瓷业有限公司，下同）工人多为本地人氏，亦有部分外地人。无论本地工人或外地工人，一日三餐皆在厂用膳。每个“半厂”（七人）每日由厂方支付菜金二十个铜板。每人每月由厂方支付1斤盐、1斤油、40斤糙米、5两肉（均为16两秤）节约归己超支自理。晚间，本地工人回家住宿，外地工人则住在做坯房的搁楼上。做坯房本来矮小，下弦距地不过1丈。工人住在搁楼上站起来颇为困难。因这种搁楼粘有许多瓷土粉尘，住一晚，身上全是白粉，因此，工人们将这种搁楼戏称为“白楼”。厂方除向每个工人发一块五尺长的白布外，别无劳动防护用品。 工人工资按月计算。每人每日定额为24板水坯，每板坯合饭碗30只或三大碗19只，质量不合者不计报。如能按时按量完成，每人则可得月薪七元（银元）。烧窑、彩绘工人工资略高，每月可达八、九元，杂工略低每人月薪四至六元之间。工人生病，ー切费用自理。歇工期间，不计工资。 正常开工期间，在端阳、中秋和九月十八日“农工节”等民间节日。厂方向工人结帐发钱，（工人叫“发比”）。同时，按厂方需要，增补或辞退工人。如厂方人员找工人单独谈话或“请茶”，即是暗示已被辞退。辞退后，工人与厂方不再保留关系，去向膳宿自理。 当时，厂内还存在萍乡瓷业界传统的学徙制度。学徒的工作质量、数量由师傅全面负责，工资亦归师傅收取。学徒时，须订立“投师帖”，言明学徒期间，每年只有一套青布衣服不得工资。如因事误工，须得补中途离师，要赔偿所学工日的伙食费。三年之后，学徒另寻出路。民国十年（1921年），就有一个叫刘兰生的写下了这样的“投师帖”。
投师帖 立投师帖人刘兰生。因我家道贫寒，生活无法着手。兄弟商议自愿今由李义财荐举，投拜薛云阶名下学艺，期限共计一于零九十工。期内听师指教，自愿遵守一切规则，不得半途逃避。如有此情，甘愿照数赔偿伙食费。期内如有抽工，应当照工补足，不得短少一个。学徒期内，尚遇寒暑之灾，各叩天命。期满之后，出师酒钱由我自备。 出师之日，听其自愿，师傅不得阻碍。恐口无凭，立此投师帖为据。自立投师帖之日后，两无异言。 荐举人：李义财（手印） 立投师帖人：刘兰生（手印） 民国十年八月十五日 当时工人中，还流传这样两首歌谣，更可见其生活之斑。
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路矿工人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同志领导下，举起灰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大旗，举行了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上埠工人闻知后，即于当年十一月ニ十九日（夏历）派萍乡电瓷厂工人李金生、罗继宣、黄庆云、张德昌、张育文等人进入安源，面请刘少奇、李立三帮助上埠瓷业工人成立俱乐部，刘少奇、李立三认为这是扩大革命影响，现固安源大罢工胜利的好机会。于是，欣然应允，即派谭茂林随李、罗等人来到上埠，实地调査查。十二月，刘少奇、李立三根据谭茂林汇报的情况；又增派涂正楚、陈奇、罗国瑞、王昌仪、陆沉等人到上埠开展工作，发动工人参加自己的组织。十二月底，成立了有涂正楚、陆沉、黄庆云、罗继宣、方可堃、胡火生、黄二春、李金生、熊全美、张育文、张德昌、喻道徳、吴老山等二十四人的工人俱乐部筹备委员会，由涂正楚任主任委员。同时，决定继续发动工人参加自己的组织，为一九二三年夏历三月十五日正式成立瓷业工人俱乐部作好准备。 公司座办喻孟甫侦知这一情况后，禀告了萍乡县公署。萍乡县公署根据喻孟甫的报告，以“集匪成团，扰乱地方”等罪名，于一九二三年夏历三月十五日清晨，突然派出军队封闭了张德昌家（俱乐部筹委会活动地），并逮捕了李金生、吴老山。幸免于难的其他筹委会委员有的躲入乡下藏匿，有的随罗继宣、黄庆云撤至安源。撤至安源的工人向刘少奇、李立三汇报了事变的经过，要求安源党组织帮助上埠工人恢复筹委会活动，成立俱乐部。刘少奇、李立三同志根据“二.七”惨案后的中国工运形势，认为全国工运正处在低潮，急于成立上埠瓷业工人俱乐部不甚合适。便要上埠瓷工暂避敌人嚣张气焔，保存势力，待形势好起来再说。并将已暴露身份的黄庆云、张德昌送往长沙避难，还通过内线关系，将李金生、吴老山营救出狱。 一九二三年夏历三月底，萍乡县公署派驻上埠的军队撤离。这时，大部分工人俱乐部筹委会委员已回到上埠。三月三十日，再次派人进入安源，见到了刘少奇、李立三。根据安源党组织的指示，四月三日在上埠正式成立了以瓷业有限公司工人为主体的瓷业工人俱乐部。俱乐部以涂正楚为主任，李金生、喻道德为副主任，罗继宣为书记（文书），十五名工人为委员。
俱乐部成立后，即动员头、二道工序的做坯工人以做客、春耕等为由，离开公司，造成下工序无事可做，迫使公司停产。公司座办喻孟甫见事不妙，命令工人火速寻回外出工人，并以解雇相胁。其时，公司在萍乡、长沙、湘潭几处的承销栈货已售空，往来商号也已派船催货。安源党组织知道这情况后，多次派人来到上埠，指示工人利用时机，坚持斗争。俱乐部向公司提出了四项复工条件。即：①不准派军队镇工人②每个工位日做坯数由三十六板仍减为二十四板，③每月打三次牙祭；④每个工人增加三成工资。 这时，股东集团内部矛盾百出，倾轧激烈。工头也因年初向工人发放了高利贷，若工人被解雇回家，则债款无法收回，因此，纷纷要求喻孟甫同意工人条件。喻孟甫百般无奈，只得同意。这场持续二十多天的罢工取得了胜利。 罢工胜利后，工人月薪增加到八、九元，每七人每日菜金也增加了二十个铜板。参加俱乐部的工人由开始的四十多人增加到一百余人，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四十。 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进入萍乡后，安源党组织再次派左名启、梁玉堂、张建安、张永申等人来上埠，将瓷业工人俱乐部政称为“上埠瓷业工会”。这年冬天，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刘昌炎亲临上埠将瓷业工会与附近的陶业工会合并，总称为“上埠陶业工会”。上埠陶业工会由左名启担任委员长，瓷业有限公司工人黎财盛担任副委员长。 陶业工会成立后，积极开展了禁烟、禁娼、禁赌等活动，协助萍乡特别法庭镇压了公司座办喻孟甫。公司还在工会领导下，成立了“工人自治委员会”，由工人自己管理工厂，实行了利润分红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月薪增加到十五、六元。 一九二七年，萍乡“六・五”事变后，萍乡靖卫队侦缉队长刘晴岚率队于六月九日骚扰公司，搜捕工会成员。工会被迫解散后，工会成员有的离开萍乡，流亡他乡；有的撤入安源。这年九月，撤往安源的工人如张景仁等人参加了秋收起义，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这些人大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
